思哲研究所專欄｜李冠儒博士

在政策文件中，「東盟」（ASEAN）常被抽象為一個高度統一、運行順暢的整體機制。然而，在國際政治經濟學（IPE）與區域一體化的研究中，從貿易數據及制度演進的理論視角出發，所謂「與東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外交政策、一種縮寫，這是因為東盟內部的一體化程度遠低於社會各界的一般認知，跟歐盟有天淵之別。對於正致力於鞏固國際金融與貿易中心地位、加速拓展與東南亞合作機遇的香港而言，還是需要開拓具體東南亞國家的國別研究。

為何說「東盟非盟」？

評估一個地區的結構性一體化，關鍵在於看其是否具備超國家權威與制度約束力。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IPE系主任王正毅教授等提及，東南亞區域合作有着特殊的歷史基因與制度路徑。對比歐洲一體化擁有統一的市場與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超國家機制，東盟的核心運行機制依然建立在傳統的「東盟方式」之上，主要是強調不干涉內政、協商一致以及非強制約束。在香港大學助理教授黃裕舜主持的《走進東盟》（Understanding ASEAN）節目中，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George Yeo）也向觀眾強調了這種「東盟方式」，闡明不依靠任何單一力量，盡可能在多極格局中共贏的「竹子外交」。

然而，這種機制雖然在歷史上幫助東南亞避開了大國衝突、維持了表面上的團結，但其負面效果是導致各成員國約束力非常鬆散，是一個主權讓渡程度低的聯合體。東盟秘書處缺乏實質性的執法與仲裁職能，導致所謂的「東盟共同體」藍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政治意志。此外，Michael Leifer、Donald K. Emmerson 等東南亞研究者就會提及東盟沒有明確的、統一的文化公約數。

東盟各國差距極其明顯

光從經濟基礎來看，東盟十國之間的差異甚至超越了全球絕大多數區域組織：既有高度發達的新加坡，也有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中等收入製造業國家，還有基礎相對薄弱的老撾、柬埔寨與緬甸。以人均GDP為例，根據世界銀行2024年最新公佈數據，新加坡人均GDP已突破89,000美元，而緬甸僅約1,359美元，差距依然保持在70倍以上；若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差距仍然懸殊。各國的對外開放程度、關稅稅率以及監管標準上存在鴻溝，而其領導人的更替、民族之間的衝突帶來巨大的分別，例如越南的蘇林接任越共中央總書記後表現出以結果為導向及經濟優先的施政方針，較少提及與中國的歷史恩怨，因此與中國的合作空間有所增加。本所也介紹過馬來西亞因為歷史原因，在政策上偏向馬來人，華人感受的不公以及「綠潮」因素很可能導致華人政治代表的選情越來越嚴峻，本來與香港合作的議員若因此下野，自然也會危及港馬合作的成果。

此外，由於東南亞國家間常呈現競爭性而非互補性的產業格局，各方在農產品、電子代工和紡織業等領域激烈爭奪外資，導致東盟內部貿易佔比長期停留在低位瓶頸。根據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4等數據，2023年東盟內部貿易佔其總貿易額約21.5%，反觀歐盟內部貿易佔比長期穩定在一半以上。拿微妙的中韓日關係為例，即便經歷高市錯誤涉台言論及日韓貿易戰，其半導體產業等內部貿易佔比卻特別高。具體來說，日本的材料企業極度依賴中韓的龐大訂單來維持研發；韓國晶片極度仰賴中國市場消化，同時又離不開日本的精密裝備；中國的電子製造業則高度依賴日韓的高端晶片與技術。

考慮到東盟的自貿協定即便降低了表面上的關稅，各國的檢驗檢疫、技術標準、勞工法規以及數據跨境政策等非關稅壁壘依然零散，所以要成為「東盟專家」非常困難。如果要制定所謂「對東盟政策」，往往需要多個東南亞國別研究者相互配合。以黨派政治為例，一個宏觀的「東盟專家」根本不會注意到從馬來西亞安華領導的團結政府核心成員民主行動黨（俗稱「火箭」）、傳統馬來（人）大黨巫統（俗稱馬來民族統一機構）、馬來西亞人民公正黨，乃至在野的國民聯盟以及由前部長拉菲茲等人在2026年接管並重組的馬來西亞同心黨等如何在馬來西亞複雜的政治博弈與政策轉向中扮演着關鍵角色。「與東盟合作」的說法，終究不過是政府進行外交對接和政策歸類的標籤而已。

拓展東南亞市場亟需加強國別專攻研究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來將策略重心轉向東南亞，希望在雙邊貿易、金融服務、專業服務和科技創新等領域拓展空間。然而，考慮到東盟一體化程度較低，其實有必要讓不同的學者為香港專攻特定東南亞國家。光以法學為例，東南亞區域存在各類法律體系。既有沿襲英美法系的新加坡、馬來西亞，也有採用大陸法系的越南和泰國。而即便是沿襲英美法系的國家，其情況也與香港迥異，存在融合宗教法的情況。舉例來說，汶萊既保留了源自英國的普通法體系，又推行了極嚴格的伊斯蘭教法；馬來西亞的民事法院與伊斯蘭法庭（Syariah Court）雙軌並存，憲法規定伊斯蘭教法適用於當地穆斯林的婚姻、遺產繼承、家庭關係及部分宗教犯罪。

同樣地，在金融領域，東南亞各國的外匯管制政策差異巨大，新加坡資金流動高度自由，而部分東南亞國家對資金跨境回流設置了嚴格的監管限制，所幸這方面香港的商人已從國際貿易實踐中積累了相當的經驗，但客觀上依然存在大量區域研究空白，考慮到政黨輪替對港馬貿易、合作有較大影響，港府也需要馬來西亞政黨專家來估算合作對象下野等風險。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與工業貿易署的最新數據，2025年香港與東盟的雙邊貨物貿易總額達到約16,685億港元，東盟穩居香港第二大貨物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內地。但若細分為不同國別，前四為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佔比極高，而老撾、柬埔寨、東帝汶等國與香港的貿易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一般市民也未必清楚香港的對東盟合作的方針是「全方位」的還是「特定發達經濟體」的，箇中差異非常大，因為前者的思路更可能幫助祖國增強與老撾、東帝汶等國家的關係，更好地回應「全球南方」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要燒錢的；後者更有可能為香港帶來實在的利益，包括最為直接的稅收，以及對等的文化產業合作等。這也說明了，香港對東南亞的經貿布局不能只停留在「東盟」這個整體標籤上，而必須細化到具體國別，香港終究需要建立一套精細化的東南亞國別差異化策略。

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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