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海明察｜梁海明

香港要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除了建園區、搶人才，還須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科研成果如何形成產業？人才來港之後，如何成就事業？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強化創新基礎科研、推進中試轉化基地，要落實這些部署，不能只看香港自己擁有多少資源，更要看香港能否與內地形成有效分工，將創新的腹地做大。

湖北與香港面對相似創科困境

為何值得從湖北切入？因為湖北與香港面對的是同一道題：如何把科研優勢轉化為產業競爭力。湖北兼具科教資源、製造業基礎和應用場景——全省有逾百所高校、光電子信息產業規模全國領先——需要加強成果轉化與國際市場對接；香港則需要把科研、金融及國際聯繫的優勢，接入更廣闊的產業需求。這正是湖北與香港合作的重要性所在：它不是香港對外合作的增量選項，而是檢驗香港創科能力的試金石——香港若只能與大灣區內城市合作，證明的是「近水樓台」；若能與湖北這樣的內陸科教大省做成項目，證明的才是香港的平台價值可以跨越地理，輻射全國。

近日，筆者走訪湖北，行程頗有代表性：在長飛光纖，看到的是一根光纖預製棒如何拉出佔全球市場領先份額的光纖光纜——從實驗室技術到全球製造冠軍，湖北走通了成果轉化的完整鏈條；在華工激光科技館，激光裝備從打標、切割到焊接的應用場景一字排開，背後是華中科技大學的科研成果直接長成了上市公司；在華工科技光創園，「校門口辦企業、企業反哺實驗室」的循環仍在滾動。走完這三個點，筆者一路關注一個問題：湖北與香港能否從「香港提供資金、湖北提供項目」，走向共同研發、共同培養人才、共同開拓市場？這不只是湖北如何借助香港，更是香港如何透過內地產業合作，壯大自身的創科能力。

是時候走出大灣區「舒適圈」

先看香港與湖北的合作，和大灣區有何不同。香港與大灣區城市的合作，優勢在地緣：一小時生活圈、規則銜接的先行先試、產業鏈的即時配套，本質是「同城化」的深度整合。湖北與香港合作則是另一種邏輯：不靠距離，靠互補——湖北的科教資源密度、完整製造業門類和成本優勢，恰恰補上香港「科研強、轉化弱、製造缺」的短板；香港的國際金融、知識產權服務和全球市場網絡，又正是湖北企業「走出去」最需要的接口。一個是「灣區內的深度」，一個是「跨區域的廣度」，兩者不是替代關係，而是香港創科版圖的兩隻腳：大灣區讓香港扎根，湖北與香港合作讓香港延伸。

湖北科創供應鏈平台把智能匹配與技術經理人的線下服務結合，形成「1天對接、5天詳細溝通、15天給出方案」的安排。值得借鑒的不是速度本身，而是背後有人核實需求、組織資源、跟進到底。

這對香港的啟示是：科研合作不能等研究完成後才尋找買家。企業若在研發初期便參與提出問題、提供測試條件、評估成本，科研團隊就能更早知道，技術除了「做得出」，能否「用得起」、是否「有人用」。對接速度也不等於轉化速度——後續的工程驗證與市場測試，才是合作能否持續的關鍵。

具體而言，可依託現有湖北與香港合作平台，先從光電子、人工智能及先進製造等領域選取共同課題：由企業列明技術難點、性能要求和驗證條件，兩地團隊共同攻關，並配置技術經理人跟進中試、成本核算及客戶反饋，避免「科研對接完成了，產業化卻無人接手」。合作模式亦不宜固化為「香港研發、湖北生產」——應按項目需要分配研究、工程開發、中試及市場拓展，讓兩地都能參與高增值環節；尤其要提早釐清知識產權、經費分攤與收益安排，不能等成果出現，才討論誰擁有、誰受益。

「搶人才」不能只比拼高薪資

湖北與香港合作更深一層的價值，是把人才競爭由「比待遇」轉向「比事業」。

對活躍於科研一線的國際頂尖人才而言，高薪從來不是唯一的吸引力，研究條件與學術環境同樣關鍵。沿着這個思路，湖北與香港可共同提供的，不應只是一份聘書，而是一個有研究伙伴、有工程支援、有應用場景的事業平台。兩地可探索按項目需要聯合聘任團隊：讓科研人員在香港參與前沿研究與國際合作，在湖北與工程師共同驗證技術；也讓湖北的科研及產業人才來港參與研發和國際業務。人才不必在兩地之間作單一選擇——但工作責任、聘任關係和成果認定必須清楚，避免合作只剩掛名。

必須強調，這不是主張把香港的科研搬到湖北。恰恰相反，合作應為香港增加研發、產品設計、技術管理及國際經營的職位，讓本地青年在完整項目中成長。若香港只把人才介紹到內地，自身沒有形成團隊、技術和企業的積累，便談不上建設人才高地。

這裏還有一個制度性的缺口值得正視：目前香港談創科合作，項目靠企業對接、政策靠政府推動，但「選甚麼題、怎麼評估、成效如何跟蹤、經驗如何複製」這一層系統性研究，長期缺乏專門機構承擔。香港的高校完全可以補上這個缺口——設立科技創新戰略類的研究平台，把跨域合作的選題機制、知識產權安排、人才聯合培養和成效評估作為持續的研究對象，為政府提供前瞻分析，為企業提供決策參考。這類平台不必大，但必須懂科技、懂內地、懂國際規則——而這恰恰是香港高校最有條件做成、也最有責任去做的事。

基礎研究需要自由探索空間

人才合作也不能忽略工程師與技術經理人。可由兩地高校和企業共同設題、共同指導，讓研究生及青年工程師直接參與項目。衡量成效，不只看引進多少位知名學者，更要看培養了多少青年、建立了甚麼能力、能否形成持續合作的團隊。同時，必須保留基礎研究的自由探索空間：前沿探索重原創性與長期價值，產業攻關重工程驗證及用戶成效——不能用訂單考核所有科學家，也不能用論文代替市場驗證。

創科與人才合作要持續，資金須適時接力。截至2026年4月，累計已有30家湖北企業在港交所上市，總市值達4,000億港元。這是兩地資本市場合作的基礎——但香港的參與，不應等到企業具備上市條件才開始。

建議兩地產業資本、創投機構與專業服務團隊更早介入，按概念驗證、中試及市場拓展等階段分段支持。重點不是為每項研究安排融資，而是辨認哪些成果值得繼續投入、哪些問題需要先解決，避免把尚待驗證的技術包裝成成熟商機。政府資金則宜着重共享設備、技術轉移服務及早期驗證，降低合作成本，而非包辦投資判斷。耐心資本的「耐心」，應是容許合理的研發周期、按進展調整投入，而非取消風險管理。

「超級合夥人」應走向更廣闊腹地

國際市場對接同樣應提早部署。湖北與香港團隊可邀請目標市場的客戶參與需求討論，同步研究認證、知識產權及售後安排；面向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更可把技術培訓和當地人才培養納入項目，讓產品輸出與服務能力一起落地。

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應爭取成為共同開發產品、承擔市場責任的「超級合夥人」——共同投入、共擔風險、共享成果——而非只收取一次性中介費用的中間人；湖北亦可藉此累積國際經營能力。雙方都有持續參與的理由，合作才不會隨一次交易結束。

湖北與香港合作的示範價值，不在於預先貼上「典型」標籤，而在於能否透過實踐，回答其他地區同樣面對的問題：科研與產業如何銜接？人才如何跨地域協作？資金如何接力？收益如何合理分配？

不妨先集中做好一批項目，定期檢視中試進展、人才培養與市場反饋。屆時，兩地的新聞界可解釋技術如何回應產業與生活需要，智庫界則跟蹤制度障礙與合作成效，讓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都成為改進的依據——而非只展示簽約金額和成果照片。

香港與湖北攜手，不是把發展機會讓出去，而是共同創造原本難以獨自實現的機會。當香港因合作增加創科職位和企業積累，湖北因合作提升轉化與國際經營能力，湖北與香港便能以實際成效，為香港與內地協同建設創科及人才高地提供一個可複製的參照。對正在落實第一個五年規劃的香港而言，值得推廣的從來不是一份協議，而是一種讓人才有事業、科研有出路、雙方有收益的合作方式——這正是「超級合夥人」從大灣區走向更廣闊腹地的意義所在。

作者梁海明是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