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觀全局｜孩子說「我很累」，我們聽見了嗎？
「你還這麼小，有什麼好煩？」這句話，大人或許說得隨意，孩子聽起來，卻可能覺得自己的難受不值得被認真看待。我們習慣問孩子功課做完沒有、測驗考得如何，卻未必記得問一句：「你今天過得好嗎？」即使問了，有時也未等他說完，便急着給建議、講道理，或提醒他不要想太多。孩子說「我很累」，我們聽見的，究竟是需要糾正的態度，還是一個需要被接住的訊息？藉着精神健康月，我想談談香港兒童的精神健康。不是只談孩子出了什麼問題，而是想問：我們為孩子安排了那麼多，是否也留下足夠的空間，讓他們安心長大？
數字背後是一個個家庭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於2023年公布一項調查，團隊在2019年至2023年間訪問了6,082名6至17歲的在學兒童及青少年，結果顯示，24.4%的參加者在接受訪問前的12個月內，曾受到至少一種精神疾病困擾。調查涵蓋神經發育、情緒及行為等不同問題，並非單指焦慮或抑鬱。數據反映的是當時的情況，但它提醒我們：孩子的支援需要，不能被忽略。
讀到這些數字，我更關心的是數字背後的家庭：孩子有沒有機會說出自己的難受？家長察覺後，是否知道可以找誰？求助之後，又是否有人陪他們走下一步？
不應輕易責怪家長不重視
有些家長擔心，求助會令孩子被貼上標籤；有些不知道該找誰，也拿不準什麼時候需要專業協助。還有一些家庭，早已疲於應付生活，連坐下來好好談一次的餘力也沒有。面對這些處境，我更希望我們先理解家庭的難處，再想辦法把支援送近一點。
對家長而言，承認孩子需要幫忙，有時並不容易。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句「你應該早點求助」，而是有人告訴他們：「不用獨自摸索，我們一起看看可以怎樣做。」
先聽孩子說完
我不希望我們只在孩子出現危機時，才認真談精神健康。重視情緒，也不等於孩子一不開心，就急着替他貼上診斷標籤。我們可以先聽，了解他遇到了什麼，哪些事情令他難受，又希望大人怎樣幫忙。
有時候，大人的回應太快了。孩子說功課很多，我們便說：「大家都是這樣讀書的。」孩子說不想上學，我們便問：「是不是你不夠努力？」孩子說與同學相處不開心，我們便勸他：「不要那麼敏感。」
這些話語未必出於惡意，卻可能令對話停在最需要繼續的地方。我們不必立即答應孩子所有要求，也不必急着替他解決每一道難題。但在講道理之前，可以先說：「聽起來，你今天真的不好受。」讓他知道，我們願意理解，而不是等着反駁。
轉介之後，支援不能中斷
談到政策，我最關心的，不只是有多少服務，而是一個家庭真正需要幫忙時，能否找到入口，並且得到持續支援。對制度而言，完成轉介是一個程序；對家庭而言，可能才是最忐忑的開始。
孩子仍要每天上學，家長仍要上班。等待期間，誰可以回答他們的疑問？情況有變時，應該聯絡誰？學校、社工與醫療人員之間，又如何保持溝通？這些都應是服務安排中清楚交代的事情，而不應留給家長自行摸索。
檢視政策成效，不應只看接獲多少個案、完成多少轉介，更要看孩子在等候和轉介期間，有沒有持續得到支援，家長又是否清楚下一步可以怎樣做。我希望，政策所說的「及早介入」，能成為家庭感受得到的幫助：有人願意聽，有人跟進，也有人在他們最不知所措的時候，說清楚下一步。
讓情緒教育走進日常
情緒教育應走進日常，而不只停留在講座或活動日。我們可以在平常的相處中，讓孩子練習說出感受，也讓他知道，難過、害怕或失望，都可以拿出來談。當他鼓起勇氣開口，大人的回應不妨慢一點，先聽完，再一起想辦法。
家長同樣需要支援。與其只提醒家長多陪伴孩子，不如提供更容易接觸的親職支援，讓他們有地方商量，有機會學習怎樣回應孩子，也能談談自己的壓力。我希望支援家長時，我們不只告訴他們「應該做什麼」，也關心他們「有沒有餘力去做」。
教師也不應獨自承擔所有責任。我希望學校有足夠的專業支援，以及清晰的求助和跟進安排，讓教師察覺孩子需要幫忙時，知道可以與誰合作。關心學生，不應意味着教師要獨自處理每一個複雜的家庭或精神健康問題。
設計服務時，更不能少了孩子的聲音。我們可以直接問孩子：怎樣的求助方式令你安心？你希望找誰說話？什麼安排會令你卻步？如果一項服務是為孩子而設，就應讓他們有機會參與，而不只是由大人替他們決定。
關心不應隨活動結束
精神健康月會過去，孩子卻仍要每天上學、回家，面對功課、人際關係，以及成長中的種種不安。我們的關心，不應隨着活動結束而停止。
今晚回家，不妨少問一次分數，多留一點時間聽他說話。即使他一開始只回答「沒什麼」，也別急着結束對話。我們未必能替孩子解決每一道難題，但可以讓他知道：當你說「我很累」，我不會先責怪你；當你需要幫忙，我會陪你一起找。家庭如此，學校、社區和政策也應如此。
孩子不必等到撐不住，才值得被照顧。
作者林素蔚是註冊社工，家庭治療碩士，第七屆立法會議員；投身社會福利及政策研究工作十多年。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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