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在公立醫院病房裏，日常運作有一套清楚而穩固的節奏。醫護人員要在有限時間內處理大量臨床工作，也要根據不斷更新的病情作出判斷。血壓、血氧、化驗數據、掃描結果，這些都構成病房裏最客觀的語言。這套語言講求效率，也有其必要，因為它關乎判斷、病況跟進和風險控制。

當醫療不再以治癒為前提

只是，當病情已走到不可逆轉的階段，當治療目標不再是延長生命，而是減輕痛苦、保存尊嚴，並陪伴病人走完最後一段路時，原有的醫療語言往往不足以涵蓋病人真正面對的處境。這時候，照顧的重心不再只是病灶本身，也包括病人如何承受失去、如何面對關係、如何理解自己生命將要結束這件事。

現代舒緩治療之所以重要，正正在於它提醒我們，臨終者所承受的痛苦從來不只來自身體。痛楚也可能來自不安、孤獨、愧疚、遺憾，以及對失去控制的恐懼。所謂全人關懷，不是把幾個亮麗的概念疊加在一起，而是承認病人不是一個等待處理的身體，而是一個帶着記憶、關係、價值和情感的人。只是當這種理念進入醫院現場，往往很快便會碰上制度的限制，也會碰上不同專業之間對照顧的不同理解。

同一張病床前的不同專業目光

在安寧照護團隊之中，醫生、護士、治療師和社工都在照顧同一位病人，但每個專業切入病人的方式並不一樣。醫生首先面對的是疾病本身，思考的是哪些介入仍有幫助，哪些處置只會增加病人的負擔，何時應該由積極治療轉向舒緩治療。即使是具有安寧經驗的醫生，臨床思維仍多半以病理變化、治療效果和風險衡量為中心。這是醫學訓練使然，也有其不可取代的功能。只是當病人的困難已超出身體層面，醫療判斷便未必足以回應所有重要問題。

護士與病人的距離通常更近。她們長時間在床邊照顧病人，也最早接觸家屬的慌亂和疲累。病人有沒有疼痛，呼吸是否困難，夜裏能否安睡，皮膚是否開始受壓破損，家屬是否因病情變化而陷入焦躁，這些都是護理工作每天要面對的具體狀況。護理人員對病人的即時反應和照顧需要往往掌握得最細緻。不過，在高工作量而緊湊的病房節奏之下，護理焦點也容易集中在當下問題有沒有被穩定處理，未必有空間再往更深一層追問症狀背後牽涉的心理與家庭脈絡。

社工的角度往往不同。社工所看見的，不只是病人是否有人照顧、家庭是否缺乏資源，而是病人如何理解自己的衰退，家庭如何承受照顧壓力，長期積累的角色衝突和情感債務，會否在臨終階段一一浮現。若說醫生和護士較多處理身體狀況的變化，那麼社工更常處理的是一個人在生命末段如何面對失去、如何整理關係、如何保住最後一點屬於自己的位置。這種視角未必像醫療處置那樣立刻可見，卻往往直接影響病人最後一程是否能夠走得平穩。

社工為何總被推向手續與善後

可惜在很多醫院的實際運作中，社工的角色經常被壓縮成行政支援。病人要出院但家中無人照顧，便找社工安排院舍。病人無法負擔某些開支，便找社工協助申請資助。家屬對臨終安排意見分歧，也往往首先想到由社工出面處理。這些工作當然重要，而且確實是病人照顧的一部分，但問題在於，當社工長期只被看見在處理手續和善後，專業角色便很容易被理解為系統的配套，而不是照顧核心的一環。

這種角色收窄，並不只是外界對社工的誤解，也與醫院制度本身的運作邏輯有關。臨床工作講求流程清晰、責任分明、時間可控，而社工以至院牧介入的很多工作，例如家庭衝突、價值矛盾、預期哀傷和未說出口的情感，本來就很難被量化，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明確結果。於是，在追求效率的系統裏，這些工作便容易被視為附屬的、次要的，甚至是拖慢流程的部分。

若社工自己也慢慢接受這種角色定位，久而久之，便會失去對專業主體性的把握。原本可以深入理解病人和家庭處境的工作，被簡化成資源轉介和文件處理。原本可以在團隊中為病人的價值觀和心理需要發聲，最後卻只剩下協助系統完成程序。這不只是社工專業的損失，對病人而言更是實質的缺口，因為很多最難處理、卻也最影響臨終質素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縫隙中被略過。

個案會議不是例行報告

若說跨專業協作有一個最重要的工作，那往往就是個案會議。理想中的個案會議，不應只是各部門輪流報告近況，也不只是確認下一步處置，而是讓不同專業把各自所看見的病人拼湊起來，形成較完整的理解。只是實際上，很多個案會議仍由醫療語言主導，焦點多半集中在病情變化、治療選項和風險控制。這樣的安排不是不重要，但若會議只停留在這個層次，病人的心理狀態、家庭關係和價值選擇便很容易失去位置。

社工若在會議上只是說病人情緒不好、家屬很抗拒、家人之間關係緊張，這些說法固然真實，卻往往過於籠統，難以讓其他專業知道這些資訊和臨床決定有何關聯。結果是社工明明掌握了病人處境中最關鍵的一層，卻因為無法轉化成團隊可理解、可回應的語言，而在會議中被邊緣化。久而久之，個案會議便只剩下醫療安排的確認，而不是共同照顧病人的討論。

因此，社工若要在這個場域裏真正為病人發聲，便不能停留在感受描述，也不能只是扮演緩衝氣氛的人。社工需要把病人和家庭的複雜經驗整理成有分析力的專業判斷，讓團隊明白這些看似抽象的內容，其實會直接影響醫療決策是否能夠被理解和接受，也影響病人最後一程能否少一些撕裂和衝突。

病人的需要不能只用情緒來描述

在跨團隊工作裏，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點，是病人的需要若只被說成情緒問題，便很容易失去其實際分量。家屬哭泣，未必只是情緒脆弱。病人沉默，未必只是心情不好。有人堅持繼續治療，也不一定只是無法接受現實。這些行為和反應背後，往往都有其位置、脈絡和意義。

社工的專業價值，就在於能夠看見這些表面行為背後的結構。例如家屬反覆要求某種醫療介入，有時未必是因為她真的相信治療有效，而是因為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自己還可以為病人做甚麼。病人拒絕討論臨終安排，也不一定代表他不願面對死亡，而可能是他害怕一旦開口，家人便會立刻崩潰。若社工能把這些內在動力和關係位置說清楚，團隊便能以不同方式理解病人與家屬，也較不容易把他們視為難以合作的人。

換言之，社工在個案會議上的發言，不能只是把病人和家屬的反應重新複述一次，而是要指出這些反應如何形成，又如何影響照顧進程。只有當團隊明白病人的掙扎不只是情緒起伏，而是與身份、關係和自我理解有關，所謂全人關懷才不會停留在口號。

家屬的堅持背後往往不是不講理

臨終照顧中最常見的僵局之一，是家屬堅持某些醫療介入，而醫療團隊則認為那些做法只會增加病人負擔。當這種情況出現時，團隊很容易把家屬理解為不能接受現實，或者情緒化地妨礙專業判斷。可是，很多看似不合理的堅持，背後其實都有可以理解的情感來源。

一位長期不在父親身邊照顧的女兒，在父親臨終前才趕回來，眼見病情迅速轉差，強烈要求繼續輸液和灌食。若只從醫療角度看，這些處置未必有幫助，甚至可能增加不適。但若從她的處境去理解，問題可能不在於她不明白醫療限制，而在於她承受不起自己來得太遲這件事。她要求繼續做些甚麼，很多時候並不是為了延長病人的生命，而是為了減輕自己作為子女的內疚。

當社工能把這層意思帶進團隊，整個處理方向便會不同。團隊需要面對的，不再只是如何說服家屬接受醫療決定，而是如何幫助她找到另一種仍然可以愛和照顧病人的方式。這種方式可能是陪伴、是觸摸、是說出來不及說的話，也可能是一場有準備的告別。當家屬不再只剩下要求醫療介入這一條路，她才有可能慢慢放下執着。這並不是技巧上的說服，而是對哀傷和歉疚的理解。

讓病人的價值觀進入團隊決策

舒緩治療最容易被遺忘的一點，是病人的價值觀本身也應該是照顧決策的一部分。很多時候，團隊非常清楚病情走向，也很努力與家屬溝通風險和預後，但真正屬於病人的聲音卻不一定被完整聽見。病人想要的是甚麼，他最害怕的是甚麼，他如何理解尊嚴，願不願意承受某些治療帶來的不適去換取短暫延長，這些都不應只由家屬代答，更不應完全由制度預設。

社工在這裏的角色，正是協助病人在仍有能力表達的時候，逐步整理自己的想法。有些病人重視清醒和自主，多於單純延長時間。有些病人非常在意不要成為家人的重擔，也有人最在乎的是能否在熟悉的人陪伴下離開。這些價值選擇不一定符合外界期待，也未必和家屬想像一致，但正因如此，更需要被帶進團隊討論之中。

個案會議若要真正以病人為中心，便不能只討論病人身體上可以做甚麼，也要討論對病人而言甚麼才算值得。當社工能夠把病人的選擇、顧慮和價值傾向有系統地整理出來，團隊的決策便不只是技術性地決定做或不做某項處置，而是更接近回應一個人想如何走完生命最後一段路。

在沉默的家庭文化中為病人發聲

在華人社會裏，臨終照顧經常受家庭文化深深影響。很多家屬不願讓病人知道真實病情，也不希望病人直接參與有關治療和臨終安排的討論。這種做法通常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出於保護，出於不忍，也出於對死亡話題的迴避。家屬擔心病人一旦知道病情便會失去希望，也擔心自己一旦開口，便像是在宣告放棄。

可是，這種出於愛的沉默，很多時候也會讓病人成為整個照顧過程中最沒有發言權的人。病人未必甚麼都不知道，反而常常在家人的遮掩和醫護的迴避之間，敏感地察覺自己的處境，卻找不到可以坦白談論的人。結果是每個人都在保護彼此，每個人也都因此更加孤單。

社工在這裏所承擔的，是一種細緻而困難的倫理工作。這不是簡單站在病人自主的一邊，批評家屬剝奪知情權，也不是完全順從家庭要求，讓病人被排除在外。更實際的做法，是在理解家屬恐懼的前提下，逐步開展對話，讓病人的意願有機會被聽見。若病人仍有表達能力，社工便應盡早陪伴他整理自己重視的事，也協助家屬明白，讓病人參與討論不等於殘忍，有時反而是尊重和陪伴的開始。當病人的聲音能夠進入照顧過程，很多原本只能以衝突呈現的張力，也可能慢慢轉化成共同面對。

跨專業協作是互相看見

若團隊只承認可以量度和記錄的部分，那麼心理和關係層面的問題便永遠只能留在周邊。若社工也把自己限制在配合流程的位置，那麼病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便難以真正出現在團隊眼前。跨專業協作之所以困難，不只是因為專業訓練不同，更因為每個專業背後都有一套自己認為最重要的現實。要協作，先要願意承認別人所看見的，也是真實的一部分。

所以，個案會議的意義不在於達成表面共識，而在於讓不同專業提供的理解能夠互相修正、互相補足。當醫療判斷遇上家庭情感，當照顧安排碰上病人意願，沒有任何一個專業可以單獨完成所有工作。真正成熟的團隊，不是誰聲音最大，而是誰都知道自己所看見的仍不完整，因此願意把病人交回一個共同理解的過程之中。

當醫療走到盡頭之後

生死教育若只停留在教人接受死亡，仍然是不夠的。它更深的要求，是讓我們重新理解甚麼是照顧，也重新理解甚麼是專業。當疾病無法逆轉，醫療不再只是延長生命的技術，而成為陪伴一個人有尊嚴地活到最後的實踐。這時候，專業的意義也不在於誰掌握最多處置權，而在於誰能幫助病人和家屬在混亂與失落中，找到一點可以安放自己的位置。

助人專業身處醫療體系之中，的確常常處於角色夾縫。相比起能夠立即處置症狀的醫護人員，他們手上沒有直接改變病況的工具，也沒有立刻可見的成效。但這不表示助人者的工作較為次要。恰恰相反，在生命走向終點時，那些無法被儀器測量的部分，往往最需要有人接住。病人怎樣理解自己最後的時間，家人如何承受即將來臨的失去，關係中的未竟之事有沒有機會整理，這些都深刻影響一個人的善終經驗。

因此，當我們談全人關懷，不能只把它當成醫療之外的補充，也不能把社工或院牧看成替制度善後的人。真正的跨團隊協作，是讓病人的身體痛苦、心理掙扎、家庭處境和價值選擇都能被認真放在同一張桌上。只有在這樣的理解之下，當醫療走到它的極限，全人關懷才有可能不是一句安慰人的話，而是一種真正承接生命終章的實踐。

作者馮志豪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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