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無法想像，只是一個「菠蘿包」竟能在短短數日之內引發港台兩地網上激烈爭論。事緣一名台灣夜市商戶在社交平台直播期間聲稱「菠蘿包」源自台灣，其後傳至香港，並以「香港把菠蘿油偷走」形容其歷史脈絡。

言論曝光後，大批香港網民湧入其店舖的 Google 地圖頁面留言及評分，爭議迅速由直播畫面蔓延至網絡平台。店主其後數度道歉、澄清及改口，風波卻始終未能平息。一場原本尋常的網絡直播，最終演變成一場關於文化來源、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的公共爭論。然而，這場爭議真正的焦點從來不是一間店舖，也不是一款食品，而是文化來源應如何被理解與記錄。

整場討論中，最值得注意的證據既非情緒宣洩，亦非地域立場，而是「菠蘿包」這個名稱本身。台灣社會長期以「鳳梨」稱呼相關水果，「菠蘿」則屬香港及華南粵語文化圈慣用語彙。若相關食品確實誕生於台灣，其命名理應反映當地語言習慣。從文化史角度而言，詞彙往往保存著文化流動與傳播的軌跡。一項文化產品可以跨地域流傳，但其名稱通常會留下誕生地的語言印記。正因如此，「菠蘿」與「鳳梨」的一字之差，恰恰成為理解其歷史來源的重要線索。

當然，指出菠蘿包與香港具有深厚關聯，並不代表它完全脫離外來影響。事實上，世界上絕大部分重要飲食文化，本來就是不同文明長期交流的結果。菠蘿包與西式甜麵包之間存在歷史聯繫，部分研究亦曾指出其製作概念與墨西哥甜包存在若干相似之處。然而，受到啟發與缺乏原創，從來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文明的發展本質上就是吸收、改造與再創造的過程。今天的拉麵已不等同古代中國麵食，日式咖喱亦不等同印度咖喱。同一種技術、一套工藝甚至一項飲食概念，在進入不同社會後，往往都會被重新塑造，最終形成新的文化成果。文化的價值從來不在於絕對純粹，而在於能否把外來元素轉化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因此，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並非菠蘿包是否曾受到外來文化影響，而是當一項文化成果經過長期發展、逐漸成熟之後，人們是否願意尊重其形成過程。

從現有資料觀察，菠蘿包之所以被廣泛視為香港飲食文化的重要象徵，並非出於情感認同，而是建立在相對完整的歷史脈絡之上。1943年元朗大同老餅家已有菠蘿包出爐紀錄，這是目前已知最早且較為明確的文獻證據之一。其後數十年間，菠蘿包持續存在於香港糕餅業體系與茶餐廳文化之中，由街坊麵包店逐步發展成具代表性的本地食品。

更重要的是，菠蘿包並非長期停留於單一產品階段，而是在香港社會持續演變。加入厚切牛油的「菠蘿油」、利用菠蘿包酥皮技術衍生而成的「菠蘿叉燒包」，以及各類創新產品相繼出現，反映其已形成完整的技藝傳承與產品譜系。當一項食品不斷衍生出新的形式、新的技藝和新的社會記憶時，它所代表的已不再只是配方本身，而是一整套文化生態。

正因如此，菠蘿包逐漸超越飲食範疇，成為香港社會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它頻繁出現在電影、電視劇、文學作品及流行文化之中，與茶餐廳、街坊麵包店及城市日常生活共同構成香港獨特的文化圖景。對許多人而言，菠蘿包並不只是一件商品，更是一種共同生活經驗的載體。

這種文化地位亦獲得制度層面的確認。2014年，特區政府公布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菠蘿包製作技藝」以編號5.34列入其中，分類屬「傳統手工藝」。這項認定並非產權登記，也不意味著香港因此取得排他性的法律權利。其真正意義在於透過制度化整理與歷史考證，確認相關技藝已成為本地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由此便引出另一個經常被混淆的問題，即文化交流與文化挪用的區別。文化交流的前提是承認來源。一項食品誕生於甲地，傳入乙地後經過改良與本土化，最終形成具地方特色的新版本，這是文明發展的正常現象。然而，如果一方面借用既有成果，另一方面卻淡化甚至抹去其歷史背景，並將原有的發展脈絡重新顛倒，問題便不再是文化創新，而是歷史敘事的重構。因此，這場爭議真正涉及的並非食物本身，而是知識誠信。

尤其在資訊極度發達的今天，文化來源早已不是難以查證的秘密。許多歷史資料、新聞報導與公開研究均可透過簡單搜尋取得。在這種情況下，對相關歷史脈絡的忽視所反映的，往往已不只是資訊不足，而是對歷史證據的選擇性取用。

不過，即使如此，法律能夠介入的範圍其實相當有限。無論菠蘿包、菠蘿油還是凍檸茶，其名稱、配方與製作方式大多不受傳統版權制度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制度保存的是文化價值，而非創造設立法律壟斷。因此，即使有人公開宣稱自己才是真正發明者，現有法律亦未必能夠提供直接的處理方法。

然而，法律未能夠提供直接處理方法，並非等同於歷史上的空白。法律處理的是權利歸屬問題，歷史研究追求的則是真實性問題。前者回答誰擁有某項權利，後者回答一件事情究竟如何形成。兩者有時重疊，有時截然不同。許多文化成果未必受到法律保護，但這並不意味其歷史來源可以被任意改寫。

從這個角度看，菠蘿包風波其實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提醒。在全球化時代，商品可以跨越國境，技術可以自由流動，文化也會不斷融合與重組。然而越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歷史記憶便越顯重要。真正支撐文化身份的，從來不是市場宣傳，也不是網絡聲量，而是一代又一代人長期累積下來的共同記憶、社會經驗與歷史紀錄。當人們願意尊重這些記錄時，文化交流才能建立在理解之上，而非建立在遺忘之上。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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