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生死教育十六:看見多元族裔在港善終困境

撰文:馮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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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志豪教授專欄

一名穆斯林病人病情危殆,家屬希望親友到場誦經,並讓病人面朝麥加;病人離世後,又盼望盡快為遺體淨身、裹布及安排土葬。對家屬來說,這些從來不是額外要求,而是送別親人的一部分。然而,當病人進入公立醫院體系,探病限制、病房空間、文件簽發、殮房程序等安排,已足以令原本理所當然的告別方式變得困難重重。這並非零星現象。對不少南亞裔及部分東南亞穆斯林家庭而言,晚期照顧從來不只是治療方案的選擇,同時牽涉宗教義務、家庭責任、身體界線與身後安排。

主流制度下的多元族裔善終處境

病人一旦進入生命末期,這些問題往往會迅速浮現,而且難以迴避。問題未必出於前線人員缺乏善意,而是現行制度大多依據主流社會的生活經驗而形成,對其他宗教與文化脈絡的理解和準備始終有限。當制度本身預設了一套相對單一的死亡處理方式,不同背景的家庭進入醫療實況時,便很容易在最脆弱的時候,自己所在意的事情未必能被理解和照顧。

香港公立醫院的運作,建基於標準化流程、感染控制、風險管理及行政效率。這套制度自有其必要,亦是在資源緊張、服務量龐大的現實下維持秩序的基本方法。然而,制度愈倚重一致性,對差異的容納空間往往愈小。對主流家庭而言,這些限制未必特別明顯;但對宗教要求較明確、喪葬時序較急迫,或對身體處理有清楚禁忌的多元族裔家庭來說,制度的邊界往往會在臨終一刻變得格外清晰。

這裏牽涉的,並不只是語言障礙,也不只是資訊是否充足。更深一層的差異在於,醫療制度通常把死亡視為一套需要妥善管理的程序,家屬卻往往把它理解為一個必須依循信仰與其宗教倫理完成的過程。兩者未必必然矛盾,但關注所在並不相同。對醫院而言,重要的是病情判斷、醫療決定、文件處理及遺體安排;對家屬而言,更迫切的可能是自己是否已盡本分,病人是否在符合信仰要求的狀態下離世,以及死後儀式能否及時完成。當雙方所看重的事情並不一致,而制度又缺乏足夠的傳譯與協調機制時,緊張便容易出現。

香港近年談晚期照顧,多集中於預設照顧計劃、病人自主,以及減少無效醫療。這些議題當然重要,但許多相關論述,其實都是建基於較主流的家庭結構、語言能力及死亡觀念。當對象轉為多元族裔,尤其是宗教實踐較深、家庭集體決策色彩較濃的社群時,原有框架未必足以承載其經驗。如果制度層面對此缺乏足夠意識,所謂「病人為本」便很容易停留在原則層次,而未能真正進入多元文化的臨床實踐。

臨終決策與喪葬安排中的文化拉扯

最常見的張力,往往出現在臨終搶救的決定上。部分南亞裔穆斯林家庭對不作心肺復甦術、停止侵入性治療,或由積極治療轉向舒適照顧,往往抱有較大保留。這不一定表示他們否認病情,也不宜簡單理解為不理性或拒絕接受死亡,而是與其生命觀及宗教倫理密切相關。對某些家庭而言,生命既為真主所賜,人便不應輕言放棄。當醫生基於臨床判斷認為某些搶救措施已難有實質效益,並建議轉向紓緩治療時,家屬未必會把這視為合宜照顧,反而可能感到醫療團隊是否過早放棄病人。

困難在於,醫護與家屬說的,很多時候並不是同一種語言。醫療團隊考慮的是預後、治療比例、侵入性措施造成的負擔,以及如何減少痛苦;家屬思量的,卻可能是自己是否盡責、會否有違宗教要求、日後又如何向親友交代。若醫療溝通只停留在風險與效益層面,而未觸及背後的倫理顧慮,對話便很容易各說各話。前線人員或會覺得家屬堅持搶救並不切實際;家屬則可能覺得醫護沒有真正重視病人的生命。雙方一旦失去互信,其後所有與晚期照顧相關的討論都會變得格外困難。

另一個常被忽略的面向,是身體界線在死後處理中的延續。對一些虔誠穆斯林家庭而言,性別分際並不隨死亡而自動失去意義;相反,遺體由誰接觸、如何處理,仍然牽涉宗教規範與尊嚴理解。香港醫療機構在病人生前的身體護理上,一般會較清楚顧及同性別照顧的需要,但在離世後的遺體移送及殮房程序中,相關安排未必總能完全切合家屬期望。當制度運作以既定程序和人手配置為先,這些對家屬而言極為敏感的界線,便有可能在最脆弱的時刻顯得難以安放。

病人離世之後,矛盾往往更加集中。對不少穆斯林家庭來說,遺體應盡快完成淨身、包裹與安葬,拖延愈久,家屬承受的心理壓力便愈大。可是,公營體系自有其固定程序。病人在醫院離世後,尚須處理死亡確認、文件簽發、遺體移送、死亡登記及殯葬安排;任何一個環節萬一碰上非辦公時間、周末或公眾假期,都可能令程序延後。對沒有相關宗教時限的人而言,這或許只是行政上稍慢;對有明確信仰要求的家庭來說,卻可能構成實在而沉重的精神負擔。他們承受的,不只是失去親人的哀傷,也包括未能及時完成宗教責任的焦慮。

器官捐贈、病理解剖與遺體完整的問題,也是如此。即使同屬一個宗教傳統,不同家庭對這些議題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可能很不一樣。有人會把器官捐贈理解為助人的善行,也有人更着重死後遺體應保持完整。假若前線人員對此欠缺最基本的理解,便容易把家屬的保留視為單純不合作,而忽略其背後的宗教顧慮與情感秩序。更何況,這些問題往往都在極短時間內出現;如果當下又沒有合適的語言支援與文化轉譯,誤解自然更難避免。

讓文化謙遜成為切實行動

面對多元文化處境,專業訓練過去常強調文化知識與文化敏感度。這些並非無用,至少總比對多元族裔的處境毫無認識為好。不過,如果把文化敏感度理解為記住若干習俗清單,例如某宗教重視土葬、某些社群要求同性護理、某些家庭不接受火化,那麼這種認識其實相當有限。任何文化群體內部都存在差異,信仰實踐的深淺、世代背景、語言能力、家庭權力關係及教育經驗,都會影響一個人如何理解生死議題。假若服務提供者只是憑族群標籤推斷需要,最後很容易流於概括,甚至變成另一種形式的簡化。

相比之下,文化謙遜或許是更值得重視的實務取向。它的重點不在於專業人員掌握了多少異文化知識,而在於是否願意承認,自己未必真正知道對方最在意的是甚麼,並在有限的服務情境中,以提問和聆聽取代先入為主的判斷。對晚期照顧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與其假定某個家庭必然反對某種臨床安排,不如直接了解他們對搶救、止痛、身體照顧、宗教陪伴及死後處理究竟有甚麼顧慮。與其把家屬的急切全然理解為情緒失控,不如先弄清楚,他們是否正擔心某些宗教時限,或害怕某些程序觸犯禁忌。

文化謙遜的重要之處,也在於它有助重新調整專業關係中的位置。在高度制度化的醫療環境裏,醫護與社工掌握較多程序知識,也擁有較大的話語權;多元族裔家庭則往往處於較被動的位置,未必熟悉醫療體系的運作方式,其關注亦未必能及時進入制度化溝通之中。若專業人員又過早認定自己已理解對方的文化需要,許多本應被問清楚的事情,反而不會真正被問。文化謙遜無法消除所有制度限制,卻至少可以減少因過度自信而產生的誤判,也為協商保留必要空間。

助人者應承擔文化轉譯工作

在跨文化晚期照顧中,助人者的角色不應只限於行政協助與程序解說。醫務社工、安寧照顧團隊及社區支援工作者,往往是多元族裔家庭最有可能接觸、也最有機會建立信任的一群專業人員。若能在病情尚未急劇惡化之前介入,協助家庭整理對臨終、宗教儀式及身後安排的基本想法,很多後期衝突其實是可以減少的。

更重要的是,助人者可以在制度語言與生活世界之間,承擔一種轉譯工作。所謂轉譯,並不只是把家屬的話換成另一種語言,而是把當中的宗教倫理、情緒壓力與家庭責任感,比較準確地帶入醫療團隊的理解之中。當家屬堅持某些安排時,前線未必知道那究竟屬於核心信仰要求,還是出於焦慮與愧疚的即時反應。助人者如果能協助分辨其中層次,便較有可能令醫護明白,哪些地方需要盡量配合,哪些地方則需要更多說明與支持。

同樣地,助人者也需要協助家屬理解制度本身的限制。晚期照顧中的許多矛盾,未必是因為醫院刻意拒絕,而是涉及病房安全、部門分工、法定程序及資源邊界。若家屬對此全然陌生,任何未能即時配合的情況,都有可能被理解為冷漠,甚至歧視。助人者在這裏的工作,並不是替制度辯護,而是幫助家屬在最混亂的時刻理解事情實際如何運作,並在既有框架內尋找仍可調整之處。這種雙向轉譯,對建立最基本的信任十分重要。

改善處境須走向具體制度配套

倘若要改善多元族裔在晚期照顧中的處境,終究不能只依賴個別前線人員的經驗與善意,而需要較具體的制度配套。首先,相關對話應盡量提早,而不應等到病人在急症室或病房內情況危急時才匆忙展開。對已知屬晚期病患的個案,醫療團隊在專科門診、安寧服務或社區跟進期間,便應較有意識地了解病人的主要語言、宗教背景、家庭決策方式,以及對臨終和身後安排有否特別關注。這些問題未必能一次就談清楚,但愈早開始,愈能減輕日後在危急狀態下作決定的壓力。

其次,語言支援亦不應只停留於一般翻譯服務,而應進一步發展為情境化的溝通支援。電話傳譯對日常查詢或基本解說也許足夠,但面對病危通知、預設照顧會議、死訊宣告及死後程序解說等高情緒情境,其效果往往有限。如果醫療體系能逐步建立較穩定的雙語支援與文化中介網絡,尤其是熟悉醫療流程與多元族裔社群的人員,前線在處理這類個案時便不必完全依靠臨場摸索。

再者,病房及安寧病房亦可在不影響臨床安全的前提下,保留某程度上清晰而有限的彈性。例如,對病危病人的陪伴安排訂立較具體的彈性原則;對宗教人士到場祈禱建立清楚指引;對有明確性別護理要求的個案及早作出標示,並盡量配對適合人手。這些安排不可能徹底消除限制,但至少能讓前線在處理時有所依循,而不必每一次都從零開始協商。

死亡後程序之間的銜接,也有改善空間。對多元族裔家庭而言,親人離世後的數小時通常最混亂,也最需要清楚資訊。若是院內能有較明確的處理指引,讓前線知道,對有急切宗教需要的個案應如何跟進、哪些文件可優先處理、家屬可向哪個部門查詢,已能大大減少無謂折騰。制度未必能完全符合所有宗教時限,但至少不應令家屬因資訊零碎、部門斷裂而承受額外困擾。

此外,社區層面的晚期照顧教育同樣不容忽視。香港近年對預設照顧與善終的討論固然有所增加,但相關資訊仍主要在華人社群中流通。對多元族裔而言,如果缺乏以其慣用語言及熟悉文化語境作出的解說,很多概念便難以真正進入家庭討論。若果社區安寧服務能與清真寺、多元族裔支援機構及宗教領袖建立較穩定的合作關係,令相關討論在病情未惡化之前便已有基本鋪墊,許多臨終時刻的尖銳衝突或可因此減少。

多元族裔的善終困境,並不只是文化差異帶來的不便,也不只是個別前線人員是否友善的問題。更根本的原因在於,香港現行晚期照顧制度長期以主流經驗為中心,對其他生命文化的準備仍然不足。當制度缺乏彈性,差異便容易被視為麻煩;當專業訓練欠缺轉譯能力,宗教需要也容易被理解為不合作。這未必總是出於歧視,但其結果卻可能令某些家庭在最需要支援的時刻,被迫在信仰與程序之間反覆碰撞。

因此,真正值得思考的,不只是如何為多元族裔提供若干額外便利,而是我們究竟如何理解晚期照顧本身。如果善終服務始終按單一文化想像來設計,最終能被完整承接的,便只會是最接近制度預設的一群人。相反,若是制度願意承認,死亡從來不只可以按一種方式被理解和處理,晚期照顧的討論才有可能真正走向多元。多元族裔家庭並非制度中的例外,而是香港社會本來就有的一部分。能否在臨終照顧中看見這一點,也反映了我們對照顧、公平與制度責任的理解,是否已足夠成熟。

作者馮志豪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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