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公務員長俸改革——香港可向日本學什麼、避什麼?

撰文:思哲研究所
出版:更新:

思哲研究所專欄|李冠儒博士

不久前,關注日本事務的評論員張遠深在「01論壇」以日本公務員改革為例,批評香港公務員長俸制度是特權,應該迎來日本般的改革。他提到日本曾以「30年過渡期」處理舊制權益,認為香港不應只以「合約精神」回應社會質疑,值得討論。不過,若要比較日本與香港的體制,不能只看削減了多少待遇或編制,還須分清改革的背景與代價,以及兩地制度的根本差異,本文將補充該文未被觸及的改革背景與代價。

日本公務員系統人才流失嚴重

張遠深稱「(日本)國家公務員從峰值328萬人降至274萬人」,似乎混淆了「國家公務員」與「地方公務員」。根據日本人事院2026年的數據,日本的國家公務員共有約59萬人、地方公務員則有約281萬人。328萬人的高峰似乎是1994年前後地方公務員的規模,約274萬人則是2019年前後的地方公務員數。地方人手長期下降,與市町村合併、行政精簡及地方職務調整等多重因素有關,可見改革幅度有被誇大的嫌疑。

在筆者看來,比較研究不能脫離可比性,假設我們要談論的對象只限於港日的精英官僚,那麼就應比較香港的政務主任(AO)與日本國家公務員中只有4,500人左右的綜合職*,亦要指出箇中差異,例如AO是通才,綜合職是專才。2012年至2024年每年錄用的公務員數目由約25,110人減至18,333人,降幅約27%,2023年春季考試的競爭倍率曾跌至約7.1倍(7.1位申請人中有1個人通過),可知日本公務員系統確實在瘦身,也有在改革。

然而,代價是什麼?日本國家公務員綜合職考試的數據明確反映改革後,名校學生日趨遠離公務員系統。以東京大學出身的合格者人數為例,在2012年有412人,2015年達459人,2024年減至189人,2025年再降至171人。2024年東大出身者佔合格者不足一成,與2015年約1/4的比例形成鮮明對比。東大是日本的頂級學府,以往也是精英官僚的搖籃(注:尤其是20世紀的東大法學部,21世紀開始變為經濟學部),故日本政府也認為公務員系統有人才流失現象,為吸引更多人才報考而改革。2026年度春季,東大合格者回升至291人,與春季新增「教養區分」考試(注:一種不考法律、經濟等專業科目,而是側重考查企劃立案能力、思考力等「素養」的考試類別,因為備考成本低所以吸引到更多人報考)有關。

那麼,為何改革後,高材生不再把中央官廳視為理想出路?薪酬與工時是可以實證討論的兩個因素。2020年日本內閣官房調查約5.1萬名霞關國家公務員的「在廳時間」(留在辦公室的時間),10月有12%的人在正常工時以外留在機關逾80小時、6%逾100小時;11月的相應比例為11%及5%。但在20多歲、經綜合職(舊稱I類)考試入職的人員中,逾80小時的比例分別達32%和31%,相當於AO要被狠狠加班。張遠深提及「30%公務員每月加班逾80小時」,不知是否混淆了特定年輕精英群體與全體公務員的數據。

日本公務員高壓的工作環境亦導致人才流失跡象非常明顯。日本內閣官房的統計顯示,20多歲綜合職公務員的年度離職人數由2013年度的21人升至2019年度的86人——增加了四倍以上。薪酬方面,日本人事院2025年度薪酬調整建議指出,在其法定同類職務、資歷及職責比較框架下,國家公務員月薪較民間同類職位低3.62%,因而建議上調月薪及初任薪酬;近期,部分本府省綜合職初任月薪已提高至30萬日圓(15,000港幣左右)以上,跟我們的AO差很遠。私人企業的吸引力遠比政府大,也就吸走了大量人才。

《東京大學新聞》所整理的2023年度畢業生就業資料顯示,在所列企業中,安永策略與諮詢有20名東大畢業生入職、埃森哲17人、ABeam諮詢13人;三菱UFJ銀行則由上一年度的20人減至6人。筆者先前已多次討論日本名校學生為何傾向於在外企與諮詢公司就業,因為他們不想做月薪只有15,000港幣的AO。此外,日本2025年全年平均完全失業率約2.5%,有效求人倍率約1.22倍(1人對1.22崗位),反映求職人士有較大選擇空間。這些都是日本改革帶來的弊端,斷不可只談其成果。

反觀香港,2025/26年度AO職位約有13,600份申請,而當年度擬招聘約40名AO,表面上相當於每個名額約340份申請。AO現行入職月薪是日本綜合職的四倍,其吸引力不難理解。香港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及2003年沙士期間均經歷失業率急升,2003年高峰曾達8.5%,現存社會學研究也有探討此類情況下報考公務員的人數會劇增,在此不贅述。毋容置疑,日本霞關正面對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挑戰,參考其經驗時,其公務員改革的後遺症必須被重視。

泡沫經濟破裂逼迫日本政府瘦身

日本的公務員系統改革有其歷史條件。1970年代石油危機後財政壓力上升,1980年代行政改革成為重要議程。1996年11月,橋本龍太郎政府設立行政改革會議;1997年12月提出最終報告,為2001年中央省廳重組為「一府十二省廳」奠定基礎。其間的泡沫經濟破裂、金融機構危機及公眾對官僚體制的不信任,均加強改革壓力。這是一個歷經多個階段、不同首相推進的過程,很難說是日本有系統地、積極地用30年去削減公務員長糧。對筆者來說,這並不是值得稱道的事。

反觀香港的改革背景,香港確實面臨財政赤字,目前政府的說法是明年本地經濟表現會很好,而民間目前有很多抱怨體感經濟比較差的聲音。然而,無論持何種觀點,都應該承認香港目前的經濟情況,相比起當時因泡沫爆破遂不得不進行公務員系統瘦身的日本有很大的差別。

日本確實有持續調整國家行政機關等編制,但其中涉及一些容易誤導外行人的「數字遊戲」。2014年7月25日內閣通過《國家行政機關機構及定員管理方針》,訂出每年度推動相當於2%定員合理化、五年10%的目標。但所謂「合理化」涉及職位調整、資源重配等,不能被簡單地描述為國家公務員實有人數每年淨減2%。例如「合理化」也涉及削減特殊法人(注:依據特別法設立、承擔公共任務的法人機構),也涉及撤併、民營化或治理結構調整,但削減特殊法人的數字顯然不能一概等同於中央省廳裁員。

香港的公務員系統在經歷改革。舉例來說,港府已在2026/27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在2026/27及2027/28年度各削減約2%公務員編制,並表示本屆政府任期內累計削減逾一萬個職位。此外,港府亦已推出工作表現評核優化計劃,於2026年10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部分評核周期試行指導性分布,還明確此舉並非硬性配額。這類改革雖能削減公共開支,理論上還能增加公務員的積極性,但同時也有讓他們傾向於選擇不做不錯的風險——其負面後果亦值得持續跟進。

日本「天降」現象埋下結構隱患

日本官僚制度另一個難以忽略的問題,是「天降」(天下り,羅馬字:amakudari),即退休官員進入與原主管部門有業務關係的企業或法人任職,這理論上帶來監管機關與受監管機構之間的利益衝突,直到現在也有退休高官空降其昔日自己監管的行業與機構的情況。光是筆者這種一般日本研究者就認識不下10位,例如經產省代表空降到無人機企業,然後去跟現任經產省官員打交道。過往甚至還出現過批准對外援助項目購買特定日本企業東西然後輸送到其他國家等案例。當然,日本其後亦透過法例限制現職官員為離職者斡旋再就職及相關游說,並建立再就職監察機制,但改革後仍有不少違規個案。

天降的深層原因在於日本高級官僚是專才,他或她在一個領域深耕多年,人脈很廣;香港高級官僚是通才,較難控制特定領域,權力「尋租」空間有限,當然也意味着他們跟業界的距離會較遙遠,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香港公務員離任後加入部分工資較高的企業或組織的情況也確實存在,合資格的退休公務員亦可按2015年開始推行的「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受聘從事有期限的工作,例如擔任AO面試官,但至少是在審批程序、報酬安排及利益衝突規範的監管下。即使如此,亦有很多話題存在討論空間,例如國際組織的工資雖高,可往往不如香港高級公務員高,他們被派往國際組織時是否應該為此領取額外工資等課題值得探討。

我們到底應該借鑑什麼?

就改革方向而言,香港公務員長俸制度的財政可持續性確實值得討論。根據香港政府2024/25年度應計制綜合帳目,截至2025年3月31日,退休金準備的現值確實是張遠深所提及的9,248億港元。而真正值得香港研究的日本經驗,是日本如何在保障既有權益、提高新進人員吸引力、控制長期財政責任與防止利益衝突之間取得平衡。未來期待能看到特首政策組、公務員學院或相關研究機構進行有共同統計口徑的、不限於日本的跨國比較研究。

假若我們真的要研究日本針對公務員長糧的改革,就必須認識到魔鬼在細節。張遠深表示「職域加算」被廢卻沒有提及新設的「退職等年金給付」,相當於換了一種形式為公務員補發補貼。日本內閣在2012年檢討的主要是一次性的退休金,而非張遠深提及的「階段性下調國家公務員每月養老金13%」,日語中的每月發放的所謂年金與一次性的退休金(退職手当)不是一回事;2015年10月,日本實施了「受僱者年金一體化」。在此之前,公務員加入的是「共濟年金」,民間企業員工加入的是「厚生年金」。

改革後,公務員也加入了厚生年金,基礎年金和厚生年金(姑且稱為第1及2層)的部分與民間實現了統一。過去公務員的共濟年金裏,有一塊民間厚生年金沒有的「職域加算」(第3層)。改革時,職域加算確實被廢掉了。不過,公務員的退休待遇也並沒有完全變成和民間一模一樣。因為作為替代,日本新設了一個叫「退職等年金給付」,它被定位為公務員退職給付的一部分,類似於民間企業的「企業年金」。因此,嚴謹地說,只能說基礎部分統一了,補貼的部分其實是換了一種形式而已。

張遠深提出改革的問題意識可以理解,但要讓討論走得更遠,就必須交代清楚日本與香港公務員制度的可比性,日本改革的背景,如何應對改革後所造成的人才流失現象等,不宜只談論日本改革的好處,筆者特此補苴罅漏。

(特別鳴謝:筆者特意請教了目前擔當日本公務員考試的顧問去核實與公務員改革相關的事實。)

*在2012年改革之前,日本國家公務員考試分為Ⅰ種、Ⅱ種、Ⅲ種三個等級。其中Ⅰ種是級別最高的考試,面向大學畢業以上學歷者,合格者被視為「高級文官資格群」,是未來的管理幹部候補。它的考試難度最大,重視綜合判斷力與思維能力,除了專業知識,還設有專門的「綜合試驗」來考查考生的廣視野判斷力與政策思考能力。而2012年度起,日本將舊有的Ⅰ種、Ⅱ種、Ⅲ種試驗廢止,重組為「綜合職試驗」與「一般職試驗」。綜合職試驗基本承接了舊Ⅰ種的定位,其法定職責描述是「政策企劃立案等需要高度知識、技術或經驗的業務」,培養未來能參與政策制定的核心官僚。

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教育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