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李家超於《2025年施政報告》宣布推動「寵物友善餐廳」牌照之後，推行逾30年的「狗入食肆禁令」終於鬆綁，而首階段的「人寵共膳」安排也於上周四（7月9日）起正式落地。這項被視為推動香港邁向「動物友善城市」的重要政策，在民間和餐飲業界引發了不少討論，也為香港的「人寵共融」之路帶來一些反思。

支持者歡呼雀躍，認為這是社會文明與進步的體現，更能為低迷的餐飲業開拓「毛孩經濟」的全新商機；反對者的反應也不小，部分食客對衛生隱患、犬隻失控及毛髮飄揚等等情況表示憂慮，更有連鎖餐廳在評估店面空間和現場秩序後突然主動申請退出；社交平台上，甚至出現了「愛狗派」和「厭狗派」針鋒相對的隔空罵戰，可見「人寵共融」長路漫漫——從來不是單純修改一兩項法規條文、貼上一張綠色標示就能一蹴而就的易事，而是涉及整座城市的公共空間分配、商業營運管理，以及更深層次的市民公德文化等議題。

早在港英時期，大量外籍人士來港定居，帶來了寵物和養寵文化，隨後衍生出養寵熱潮和寵物經濟；然而，這座城市以往從來沒有明確的寵物治理政策框架，也實在稱不上對「寵物友好」。以狗隻為例，港府主要是從公共衛生和防疫角度出發制定相關政策——1950年，基於狂犬病疫情頒布《貓狗條例》禁止屠宰及食用貓狗；1994年，為加強公共衛生，《食物業附例》嚴禁除工作犬外的狗隻進入任何持牌食肆；2003年，為免影響屋邨環境，房屋署推出「屋邨清潔扣分制」（現稱「屋邨管理扣分制」），正式禁止公屋養狗。

儘管如此，卻有越來越多家庭養狗，而狗隻也不只是單純的「寵物」，更被寵主視為「親友」，可以促進家庭和諧、紓緩低落情緒。根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的《數據透視：動物的福利與管理》，截至2023年，全港飼養了30.4萬隻狗，即平均8.9戶就有1戶養狗。在此背景之下，現屆政府因應社會風氣變化提出修訂《食物業規例》，主動打破實行了32年的「狗入食肆禁令」，首階段推出1,000個牌照，為邁向「動物友善城市」踏前一步。

然而，這對寸土寸金的香港而言，殊不容易。相較於內地或者外國不少擁有寬敞戶外露天茶座的餐廳，本港絕大多數食肆的樓面狹窄、餐桌距離緊密、人流極為擠擁。在這樣的密閉空間之內，服務員需要持續在狹窄的通道中走動，傳送熱燙的食物、茶水和湯羹；而狗隻一旦失控或受驚所造成的安全和衛生風險，顯然遠比一般公園或公眾地方為高。正因如此，當局採取「小步走」的方式慢慢推進，又透過限制「格鬥犬」及「已知危險狗隻」入內、禁止烹煮狗用食物/使用可重用餐具、要求使用不超過1.5米狗帶等法規來控管風險。

食環署還編製了非強制性的《狗隻友善食肆良好作業及行為指引》，讓食肆自行決定營運安排和餐廳要求，例如狗隻數量上限、是否設置專區/時段。相信當局是想保持彈性，但也有業者反映，在「各處鄉村各處例」的營運現實之下，如果當局與商戶未能清晰界定相關的「權責」和「規則」，那麼攜犬顧客和餐廳及其他食客之間的誤解或爭拗，只會接踵而來。

同香港一樣「地少人多」的新加坡，剛好於2025年1月率先容許寵物進入食肆，但在政策落地初期，只放寬了非密閉的「戶外餐飲區」（ORAs）。星洲當局的考量非常實在——戶外環境空氣流通，疾病傳播和衛生風險較低，大眾的心理防線也較易克服。與此同時，當地也充分尊重多元宗教和公共文化，例如清真餐廳和公共性質的小販中心全面維持「禁狗」規定，以避免因宗教習慣或基層市民核心生活圈受滋擾而引發的社會撕裂。

不過，再嚴密的法規、再細緻的政策，如果缺乏使用者的自覺性和公德心，最終只會流於形式。推動「寵物友善」餐廳，本質上是一場移風易俗的文化工程。正如當局強調，對待這項政策既要講「包容」，更要講「責任」。有人愛狗，自然也有人怕狗、或對狗毛過敏，這無關文明程度，而是個人的生理和心理選擇。當狗主帶同犬隻進入公眾共用的食肆，就必須承擔起「盡責飼主」的本分和自律，才能有效消弭厭狗情緒、換取大眾包容。

如果有人秉持得過且過心態、隨意挑戰公共衛生底線，那麼政策帶來的恐怕不是「共融」，而是更深層次的群體對立。正因為此，在這半年的觀察期內，政府絕不能扮演被動的審批者，而必須成為主動的引導者。食環署已成立90人的專隊進行巡查和教育，並在首個月採取「先勸喻，後執法」的寬限原則，後續理應協助商戶降低管理成本和糾紛風險。

但除此之外，有為政府最應該回答社會的是——我們想要怎樣的「人寵共融」價值和「動物友善」城市，而我們又應該制定怎樣的「寵物治理政策框架」？這就不單是一場法規的修訂，更是一次文明的重塑——不再是隨機地基於簡單的「衛生隱患」或「商業機遇」去調整寵物的「公共空間分配」，而是把牠們當成文明城市的共同成員，透過制度化的空間規劃、法治化的權責規範，以及持續化的公德教育，真正地將「包容」和「責任」內化成為這座城市的基因，讓愛狗者學會自我克制和尊重他人，讓怕狗者獲得足夠保障和心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