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門富泰邨一名女童手提24罐啤酒、背着破爛書包吃力行走、並被同行繼父責罵「廢人」的影片，引發全城指責「虐兒」。涉事父母旋即高調接受傳媒訪問否認指控，聲稱只為訓練女兒大肌小肌；其母更自揭正在戒酒，由日飲12罐減少至5罐，而三名子女全都面對特殊教育需要（SEN），一家五口每月只靠1.8萬元綜援和前夫2千元贍養費生活。警方起初也認為是「誤會」，及後改列「求警協助」案件，最後拘捕女童父母並扣留調查。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亦已介入處理。事件之不尋常，難免令人後怕——這個亟待幫扶的多重弱勢家庭，竟然可以長期游離於社會安全網的核心視線範圍之外？如果不是網民熱心引發社會關注，當局是否要到悲劇發生才能察悉危機？

撕開虐兒標籤
撞破生存困境

涉案父母的行徑，確實存在難以理解的地方，但比起「道德審判」，更應該看到這個「重組家庭」如何「無能為力」：女童母親本身患有癲癇症，又染上酗酒惡習多時；與前夫和現任丈夫誕下的三名子女，又各有不同特殊學習需要；一家五口居於屯門公屋，每月合共只有兩萬元過活。姑勿論他們的教養方式是否有問題，單是照顧壓力已是溢於言表。

社會常以「生仔要考牌」批評缺乏育兒常識和照顧責任的父母，但更赤裸裸的現實是，父母所擁有的知識水平和所觸及的資源網絡，確實直接決定了他們撫養下一代的上限。在缺乏足夠知識宣導、社工專業指導及社區實質支援的情況下，這類家庭往往處於在「認知」和「能力」上的雙重缺失，出現「想教卻不會教」和「想管卻無力管」的無奈困境。

教養能力極限
社區支援斷層

女童母親接受訪問時，不滿區內沒有足夠SEN相關支援資源。這句抱怨，或多或少道出公共服務並不到位。屯門基層人口密集、新移民與低收入家庭較多，對特殊教育支援、兒童言語治療、職業治療及家庭輔導的需求可能更加殷切。然而，公共系統的排期長年累月，非牟利組織的資助服務名額一位難求，私立治療機構的高昂費用更非綜援家庭所能負擔。

究竟是社區資源根本不足，還是服務的宣傳和對接出現斷層？到底是女童父母因為資訊匱乏而不懂得求助，還是歷經繁瑣程序後求助無門？社福部門都應認真檢視、查找問題。

剩餘福利心態
官僚被動救火

其中一樣最值得反思的施政理念，是由港英年代沿襲至今的「剩餘型社會福利模型」。在官僚體系的深層認知當中，「福利」不是保障市民尊嚴和平等的公共商品，而是對於「市場失靈」或「個人無能」的補救性施捨。這種觀念將育兒、養老、身心障礙照顧等最為基本的公共責任，轉移至「個人/家庭需要負上首要責任」的私人領域，而掌握最大權力的官僚系統則時刻抱持一種嚴防福利依賴、嚴查濫用福利的經濟思維來分配公共服務資源。

這種邏輯之下，當局習慣將「綜援」作為社會安全網的主要組成部分，以為只要按月發放津貼，就已完成幫扶弱勢責任。然而，對於多重弱勢家庭而言，用於保底的金錢，又如何解決經濟陷困、關係衝突、情緒崩潰、教養機制失效、內部功能失調等複雜困境？

反思治理責任
織密安全網縫

可笑的是，特區官僚體系往往假設這個脆弱群體，具備理性主動求助的能力，所以總是被動等待個案轉介，而不願投放更多資源做好預防工作；每每出現家庭悲劇，主事官員第一時間不是反思己責，而是呼籲同類家庭積極尋求各方支援，完全忽視了他們可能因為認知有限、社交孤立、害怕被標籤等等原因，根本無法形成主動求助的能力和意願。

面對如此盤根錯節的基層困境，特區政府難道不該痛定思痛、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如果勞福局、教育局、房屋局、醫衞局等主責公共服務的部門之間依然壁壘分明，未能建立跨部門名冊主動跟進高風險家庭，這張社會安全網又如何做到防患於未然？如果現屆政府積極推動的「關愛隊」，未能與學校、社工、社福機構及屋邨物管緊密聯動，及早識別隱形弱勢，又談何主動上門支援？面對基層區域的家庭教育需要，如果當局未能增撥相應資源以增進家長認知，又怎能指望這些家庭可以擺脫無知和絕望的惡性循環？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已經生效，我們慶幸這宗案件未有釀成不可挽回的家庭悲劇，也感動萬千市民對於兒童福祉的熱切關注。然而，社會的善意始終不能代替政府的角色。一張真正健全的社會安全網，既不應被動地等待網民舉報，也不應靠運氣去發現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