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與「港澳平」探討香港的改革
宏福苑事件以比較平靜的結局完成了過渡:行政長官在火災後展現堅定的問責態度,在記者會上率領相關高官鞠躬致歉,災民得到合理安置,大型問責行動陸續展開。政治問責官員被追責的程度或許低於市民期望,但終究有局級官員承擔了責任,社會再次表現出對政府的寬容。
但「寬容」未必代表「信服」。官員們應該反思:這是做得好,還是僥幸過關?眾所周知,經歷撕裂之後的香港,無論市民對政府有多不滿,也不希望因為火災再次被人利用激發爭議,所以採取更激烈批評的意願不大。然而,即使社會「吞下」火災致168人死亡、千餘個家庭失去家園的衝擊,但那股長期累積並且曾藉不同施政風波隨時爆發的躁動並未減少,任何管治者都無法就此寬心。正如2012年國教事件、2014年佔中、2016年旺角騷亂過去之後,社會並未真正平靜;當政府誤以為可借「一地兩檢」順利通過的「餘威」硬推《逃犯條例》的修訂,星星之火便成燎原之勢,最終需靠中央「進場」擺平亂局。
政府稱職與否不能靠排行榜
行政長官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最近多次提及香港政府是稱職的(Good government),估計是對「政府不稱職」評價的反駁。但市民心目中的印象不可能靠幾句說話或某些排行榜就改變,用行動證明才是最有效的。問題是:政府是否準確掌握社會和政府之間的不信任,以及市民對各種政策的不認同?從一些施政爭議來看,情況不容樂觀。究竟是政府的觸覺不靈敏,市民的要求過多?還是官員們視而不見,在擺官僚架子?這或許才是更需要研判的。
治理需要改進,不表示政府做得不好。大多數人認可中央政府的治理成就,但它依然不斷深化改革。中央三令五申,香港這一屆政府已經感受到了改革的迫切性,所以能夠推動網約車合法化、敢於推動醫委會大幅度改革、在處理宏福苑災民居住的問題上動作果斷。不過,在其他重大議題面前,部分官員仍然保留着一絲慣性的傲慢,難以對改革建立深刻認識——特別是對為什麼改革、如何改革,依然存在意識混亂。
香港回歸30年,治理的情勢愈發複雜,治理主體的責任也愈發重大。即使是中央,也在不斷調適、改進對「一國兩制」的實踐認識。歷史上沒有國家實行過「一國兩制」,它的實踐必然充滿挑戰。然而,在挑戰背後,同樣看得見的是機遇和制度優勢。由於國家的快速發展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的挑戰變得更為尖銳、機遇更為清晰、優勢更為明顯,但香港社會看似沒有完全掌握。2019年的騷亂就是這種挑戰的現實展現。中央幫助香港快速制定《香港國安法》,推動香港完成耽擱20多年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一國」的優勢在此發揮了作用。香港終於認真對待「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明白政府的治理思維和香港的產業格局必須改變,掌握到融合發展為香港提供的轉型機遇。
「港澳平」指「刮骨療傷」才能破除頑疾
宏福苑火災調查報告公佈當日,中央港澳辦網站轉載署名「港澳平」的文章,肯定香港政府「嚴肅問責勇擔當,聚力改革向前行」,並且指出唯有「刮骨療傷」方能破除體制機制的深層次問題。文章既體現了中央對港府善後工作的鼓勵,也為後續的治理改革提出了極高的標準和期許。
文章多次提出香港正在「深入推進改革」,「不斷深化治理改革」。根據香港的實況,無論局部還是全局改革、政策還是制度改革,包括行政長官所指的「文化改革」都是必須的。然而,特區政府在落實中央期許的過程中,切忌將「改革」簡單理解為口頭表態、表面處分、流程修補。如果有人以為香港已經大步走在改革路上,或者滿足於今天的「成就」, 那無疑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經歷的輕蔑,也誤解了中央對香港推動系統性改革的嚴肅要求。
「港澳平」認為,「三個層面的追責、問責、責任承擔嚴肅認真,亦實事求是、責罰相適,有效回應社會關切,充分體現了負責任政府的擔當和勇氣」,並判斷火災「主要原因是承建商和工程顧問等的違法違規行為,同時特區政府有關監督部門存在不足和缺失」。從穩定大局的角度出發,中央對港府的「肯定」,完全可以理解;但站在特區的角度,真的以為政府的監督只是「次要責任」?甚至以為如此問責已算做得不錯?那是錯誤理解中央的體恤。畢竟目睹熊熊烈焰吞噬168條人命的香港市民,難以認同這已達到「責罰相適」的標準。
香港市民在「調查報告」出來之前就知道監督部門的不足和缺失,深知建造業在這類工程中長年用「圍標」手段傷害居民利益。警鐘早就響起,政府卻視而不見,市民也無可奈何。如果不是火災導致大量居民死亡,工程很可能照往常一般草草完成。與其說「實事求是、責罰相適,有效回應社會關切」,「港澳平」若能鼓勵特區政府「實事求是,鼓起勇氣認真檢討自身工作,積極推動改革,提升市民和社會對政府工作的信任」,或許更加符合香港社會的期望。
文章又指出:「樓宇維修制度漏洞及政府部門監管權責不清等問題,很多是長期積累的弊病,不少問題在回歸前就存在,是體制機制的深層次問題,唯有『刮骨療傷』、深化系統性改革才能破除頑疾。」早在2005年,時任總理溫家寶就提出香港「仍有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亦提及中央支持香港「着力解決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2022年,中共二十大報告更首次將「破解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寫入全國黨代會的政治報告,說明中央對香港困局作出了定論。
謹慎不是和稀泥、鼓勵不是縱容
香港人或許不習慣用這種語言描述經濟社會困局,甚至不明白其中的意涵,如何「破解」更是一頭霧水。被視為傳遞中央對港澳問題立場的「港澳平」,既然提出了「刮骨療傷」的標準,相信「深化系統性改革才能破除頑疾」,應該不至於認為宏福苑火災的後續安排已經符合這個標準;或許他是再次提醒特區政府,真正考驗「香港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的破題才剛開始。
現屆特區政府確實更能妥善處理各種突發事件及施政風波,但還不至於是「刮骨療傷」。政府高層一起向社會鞠躬致歉是突破,比過往更高效完成報告、據此推進最大規模行政問責,這些全都值得肯定;但事件發生後未能及時進行政治問責,這也確實欠缺一定的政治自覺,有待改進。誠如「港澳平」所言,既然樓宇維修制度漏洞和政府部門權責不清是長年弊病,那些在官僚體系服務多年的問責官員會一無所知嗎?既然是「政治」問責,理應根據組織和機制設計,就能判斷哪些司局級官員應該承擔責任,還需要等調查報告嗎?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中央在處理香港問題上應該謹慎,但這不等同容許特區政府在各種利益之間和稀泥;中央鼓勵香港推動改革,為其學習改革預留時間和空間,但不等同縱容社會早就不滿的治理弊端;對於絕大多數官員,改革時或許要照顧團隊士氣,但這不等同掩蓋怠政懶政的事實;香港要優化營商環境,但不等同忽視深層次矛盾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的傷害;改善經濟產業結構是大事,但不等同將民生放在次要位置,盲信「滴漏效應」能夠惠及普羅大眾。
有人或許認為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不應將內地的問責方式應用到香港;有人甚至質疑若中央在處理香港事務時比以前更為強勢、要求香港嚴厲問責,這是否意指「港人治港」在倒退。我完全不同意這類觀點。在猶豫不決的治理文化面前,中央適時推一把,那是對香港負責,是體現「全面管治權」,是在「一國」之內對特區「當家人」的提醒,絕不是越俎代庖,更不是「一國一制」。
在香港政治最渾沌時期,「自決」之說甚囂塵上,不少人更以此為名反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抵制香港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例。縱容這種思潮的結果,就是為社會騷亂埋下種子。同理,特區在治理改革面前,面對一些口頭上說改革、事實上卻拖泥帶水、口是心非的消極推諉,中央也應該嚴肅糾正。任何人若利用法律法規和官僚行事程序作為應付改革的「擋箭牌」,行政長官和立法部門就應該行使權力堵塞漏洞、加以完善。宏福苑的教訓不能再重演,香港必須旗幟鮮明地改革,全面檢討原有的政策和制度,包括重構各種施政機制——需要立法的立法,需要報請中央的就動手寫報告,絕不怠慢。在騷亂之後和疫情期間,中央和香港政府都曾經表現果斷;今天在阻礙改革的人事和制度面前,更是應該迎難而上。
「改革的膽子再大一點」
1992年鄧小平「南巡」的多個講話,以及中共十四大之前國家在改革與否和如何改革方面曾經有過不少爭論,它們都非常值得今天的香港參考借鑑。1989年「六四風波」過後,新組成的領導集體對是否持續改革開放猶豫不決,甚至激烈爭論改革開放究竟是「姓社姓資」;而支持改革的絕大部分人那段日子寢食難安,不知道中國的前進道路會否出現轉折。
針對鄧小平的講話,當時上海的《解放日報》和深圳的《深圳特區報》就發表過多篇評論文章,支持他要求中央堅持改革路線。鄧小平在前往深圳途中甚至講過「現在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他在深圳期間更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貫穿改革開放歷史的至理名言。1992年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改革的膽子再大一點》,總結了爭論,全國掀起全面落實南巡精神的熱潮。中共在稍後召開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改革目標,鞏固了源自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為之後數十年中國和平崛起奠定了堅實基礎。
今天的香港,或許同樣要講「改革的膽子再大一點」:在堅持「一國兩制」的前提下,大膽學習內地的改革經驗和魄力。香港沒有《人民日報》,但社會估計會歡迎「港澳平」扮演這個角色,公開呼籲香港政府「改革的膽子再大一點」,參考當年中央二號文件的用語,指出:「香港不改革,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香港的政治溝通和輿論文化同內地不一樣。政府官員不習慣積極引領社會輿論,不習慣內地講政治的文化,只強調程序合法性,態度上更習慣「愛惜羽毛」,一些人甚至利用「程序」來迴避政治承擔。結果,被問責的官員不需要交代、不需要道歉,表現出自己只是替罪羊,甚至有著一絲「冤枉」。
香港輿論場的聲音比較直接和繁雜,類似中央權威的聲音很少出面,官方言論較為慎重,或許是害怕造成寒蟬效應。但既然今天是「愛國者治港」,只要輿論是在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內交鋒,目的是為了促成香港的良政善治,就應該給予鼓勵和包容。對於香港應該如何改革,是大刀闊斧還是小手小腳,不妨讓眾人大鳴大放;宏福苑火災的處理方法是否恰當,同樣可以讓更多人各抒己見。一些人「借題發揮」、企圖以災亂港,當然應該管控、絕不手軟,但不能因此判斷任何嚴厲批評都是「借題發揮」。如果情緒來自對社會治理的不滿,政府就應該深刻反省,對批評做出適當回應——嚴肅問責就是一種合適的回應。
兩制的差異是「美美與共」
「兩制」的差異不是沖突,差異的存在更不是割裂的藉口,而是為「融合」創造更多想象,將「差異」轉化為「美美與共」。解決兩地的政治文化差異,不能教條僵化地定義「一國兩制」。過去不少香港人就曾經因為片面理解「兩制差異」,讓香港走上「邪路」。事實上,「兩制」之間完全可以優勢互補、相互學習: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專業制度值得內地參考,而國家治理的自我革命和問責魄力,同樣是特區官僚體系亟需補上的一課。
早在宏福苑火災發生之前,香港市民就熟悉中央如何雷厲風行處理失責官員,他們不會因為要維護兩制差異,就體諒香港官員在問責面前的扭捏遲疑。反過來看,內地也絕不接受香港的有限問責模式,香港就更不能以兩制差異為由降低自我要求。問題是,香港向內地學習,能否真正學到「刮骨療傷」的精髓,就要看自己了,千萬不要因為謹小慎微而「畫虎不成反類犬」。香港的改革已經開始,能否真正大踏步向前,讓社會感受到改革績效,仍需中央的堅定引領和特區政府的破局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