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黃仁勳背後晶片暗戰 新加坡難再左右逢源

撰文:01主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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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晶片巨頭英偉達(Nvidia)創辦人黃仁勳捲入的婚外桃色風波,牽涉在新加坡註冊的中資雲計算和數據中心企業Megaspeed及其前高管黃樂(Alice Huang)。中美AI算力暗戰固然備受關注,而又在中美之間刷到存在感的新加坡,角色也耐人尋味。

賬面營收撐起算力樞紐
轉口貿易暗藏灰色鏈條

這並非偶然。長期以來,憑藉特殊的地理區位、高度透明的普通法系,加上在地緣政治中與華盛頓和北京的特殊關係,新加坡一直扮演着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資本、貿易和部分供應鏈「中轉站」角色。尤其在過去幾年,香港經歷政經風波、部分國際資本和區域總部外遷,新加坡更是趁機吸納了大量避險紅利。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中美在技術和算力上的博弈愈演愈烈,新加坡作為「中立緩衝帶」的商業溢價,也隨之水漲船高。

新加坡的獨特身位,源於其在冷戰後全球化分工中建立的制度性信任——既與美國保持深度的安全和科技同盟,又與中國維持緊密的經貿和人文紐帶。這種「左右逢源」的生態,讓跨國巨頭放心將區域總部、財資中心和研發節點落戶於此,以此作為同時接入東西市場的最佳跳板。

在AI與半導體領域,新加坡已成為全球高階晶片流轉的關鍵樞紐。英偉達的財務數據便是最直觀的註腳:按客戶結算地統計,2025財年計入新加坡的營收高達236.8億美元,佔其全球總營收近五分之一,穩居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結算來源地;到了2026財年第二季度,來自新加坡的收入更攀升至101.6億美元(佔總營收22%),上半年累計達191.7億美元,規模甚至超越了中國台灣和中國大陸。

實體製造吸納避險紅利
中立光環化身出海護盾

但數字背後藏着耐人尋味的細節:英偉達財報同時披露,真正運抵新加坡本土的貨物不足總營收的2%。這意味着,海量在新加坡完成開票和金融結算的頂級GPU,最終通過複雜的轉口貿易、跨境分銷或海外數據中心算力租賃,流向了其他市場。

美國媒體的追蹤調查揭開了這條灰色鏈條的一角。《紐約時報》援引貿易記錄指出,Megaspeed及其關聯公司在2023年至2025年11月間,累計進口了價值逾46億美元的英偉達設備,涉及至少13.6萬塊GPU,其中過半為最新的Blackwell系列;部分算力設備隨後通過鄰國馬來西亞等地的數據中心,向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客戶提供服務。

新加坡官方此前在國會答覆議員質詢時亦曾坦承,作為轉口型樞紐,當地出現「賬面營收被放大」並不罕見,本地實際增值環節往往有限——這類驚人數字更多反映的是金融結算與物流中轉功能,而非新加坡本土的算力消化能力。

不提檢控巧推燙手山芋
禁止入境盡顯夾縫無奈

除了過水貿易,新加坡在實體製造端同樣吃到了全球供應鏈「去風險化」的紅利。目前新加坡聚集了逾300家半導體企業,全球約每十塊晶片、每五台半導體設備中,就有一顆或一台帶有「新加坡印記」。2022至2025年間,當地吸引的半導體投資突破300億新元,美光(Micron)、格芯(GlobalFoundries)、聯電等巨頭紛紛在此佈局12英寸晶圓廠;世界先進和恩智浦合資的VSMC 12英寸廠亦於2026年9月正式投產。在中美供應鏈各自築牆的背景下,新加坡憑藉低政治風險,承接了兩岸三地和歐美資本的產能轉移。

與此同時,對於亟欲出海的中國科技巨頭而言,新加坡更是一道不可或缺的地緣防火牆。以「字節跳動」為例,其亞洲總部坐落於新加坡萊佛士坊一號,創始人張一鳴長期常駐當地,CEO梁汝波、TikTok首席執行官周受資(新加坡籍)及CFO高準等核心決策層也均以新加坡為基地。這種治理架構的「去地緣標籤化」和「國際化」,既方便企業對接全球資本和合規標準,也在客觀上藉助新加坡的中立光環,緩衝了來自華盛頓的政治審查壓力。

然而,硬幣的另一面是城市國家難以突破的天花板。新加坡國土狹小、內需縱深不足、安全和經濟高度依賴外部世界。在中美兩大巨人之間,新加坡任何一方都得罪不起。對於Megaspeed和黃樂事件的處置手法,便將這種「走鋼絲」般的政治智慧和無奈展現得淋漓盡致。

根據新加坡內政部於2026年11月披露的調查始末,警方早在當年2月便已就服務器採購中的虛假申報問題對黃樂展開調查。但最終,新加坡當局並未循刑事欺詐或虛假申報等罪名正式提出檢控,而是認定其在問詢中提供明知不準確的訊息、刻意淡化自身在 Megaspeed的角色,並且據此向黃樂發出嚴厲警告,正式禁止其再次入境。

長臂管轄終結套利空間
星港難逃時代重塑大考

這一處理堪稱典型的「新加坡式止損」。以「禁止入境」將人擋在國門之外,既在形式上展現了維護法治和打擊虛假申報的姿態,又巧妙地將燙手山芋推出了國境線,成為夾縫之中政治成本最低的折中方案。否則,無論是對當事人展開高調刑事檢控,還是完全放任不管,都可能令新加坡陷入兩難——前者可能觸及中資敏感神經並暴露監管漏洞,後者勢必引來華盛頓對其執行出口管制不力的嚴厲施壓——所以新加坡別無他選。

但隨着外部地緣環境惡化,這類技術性迴避的空間正迅速收窄。2026年5月底,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發布新指引,明確將先進計算晶片的出口許可限制延伸至受限國家企業設在境外的子公司。這意味着,過去借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第三國實體採購高端AI晶片的繞道模式,已正式被納入華盛頓的長臂管轄;美國國會亦正在醖釀針對第三國算力中轉和分銷鏈條的專項限制立法。新加坡的第三國安全港紅利期,正在走向終結。

更深層的危機在於,中美結構性競爭的升級正在改寫中立的定義。當兩大國之間的利益交集不斷萎縮,過去被雙方默許的灰色地帶與跨國套利,如今在任何一方眼中都可能被視為暗助對手。在AI算力即國力的年代,新加坡越是成功地扮演東西方之間的超級連接器,就越容易成為大國猜忌的焦點。

儘管新加坡確立了「不選邊」的國策,但不選邊本身也意味着,它隨時面臨被任何一方懷疑為和對方議程共謀的風險。如何在中美的結構性競爭中校準自身為止與兩個大國關係,將是新加坡面臨的一大考驗。放眼全球,當自由貿易讓位於國家安全、供應鏈效率讓位於地緣忠誠,所有依賴「超級聯繫人」角色生存的國際樞紐——無論是新加坡抑或香港特區——都正面臨同一道時代考題:在兩大國之間「左右逢源」的黃金時代已然落幕,如何在合規底線和制度韌性之間重塑不可替代的價值,將決定這些城市在未來十年的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