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已屆百日，「特朗普2.0」版本的全球貿易戰迅速拉開帷幕。從普徵高額「對等關稅」，到限制關鍵港口設備、船舶製造與能源運輸體系，美國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範圍，推動一場意圖重塑全球產業鏈、航運鏈與供應鏈結構的系統性重構。

在最新一輪措施中，中國海運與造船產業首當其衝。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於4月中旬公布針對中國航運業的「301條款」調查結果，並迅速宣佈一系列針對性行動，包括對中國建造或控制的船舶徵收「每航次服務費」、對港口設備如岸橋起重機加徵關稅，甚至規定未來向美國運輸液化天然氣（LNG）的船舶必須為美國製造。這些舉措表面上雖屬技術性政策，實則劍指中國在全球海運體系中的影響力，意在將其排除於美國主導的供應鏈體系之外。

香港處於地緣與制度的交叉點

在這場迅速升級的政策風暴中，香港正處於地緣政治與全球航運網絡的交匯點。雖然並非美方直接制裁對象，但由於香港港口設施、船隊資產與營運體系與內地高度融合，其實際運作高度依賴中國製造的關鍵設備與船舶資源，極可能被「功能性視同」於中國內地，在政策落地時遭遇波及，甚至被動捲入脫鉤進程。

更大的挑戰不在於是否「被點名」，而在於國際認知中的角色標籤正在發生變化。香港長期以來在全球航運與貿易體系中，依靠其獨立關稅區地位、自由港制度、普通法法系、金融開放與透明監管等制度優勢，被廣泛視為一個營運規則清晰、合規能力強、可與多方合作的開放經濟體。這些特質，正是香港能在多變地緣局勢中維持國際地位與功能角色的制度根基。

然而，若外界逐漸將香港視為中國航運產業鏈的直接延伸，香港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特殊角色將面臨邊緣化風險，甚至被納入美國「去風險」戰略的潛在打擊範圍。這種「標籤化風險」不在於香港的實際作為，而在於它在地緣政治敘事中被重新定義的方式。當制度信任被動搖、國際角色遭到誤判，香港所面對的已不再是單一經貿措施，而是一場針對其制度根基與功能定位的深層挑戰。正如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最近講話中強調的，美國發動「關稅戰」，「不是要我們的『稅』，而是要我們的『命』」。這句話深刻揭示了當前局勢的本質——針對香港的打壓，已遠超貿易範疇，而是試圖削弱其作為國際節點和制度樣板的戰略價值。這樣的趨勢，也將直接影響到中央對香港未來角色的整體部署。今年總理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深化國際交往合作」，首次將港澳放在全球交流的戰略節點角色來定位。若香港在國際社會中的制度可信度與功能獨立性遭到侵蝕，承載中央賦予的這一新定位將面臨極大困難。

在這種情勢下，香港不能再以傳統的「避風港」心態自處。必須正視制度信任與國際定位正在被重塑的現實，主動重新定義自身在國際航運格局中的角色，從被動應對走向戰略塑造，從危機邊緣邁向制度引領。

香港航運危與機：不能坐以待斃，必須主動出擊

香港特區政府已明確反對美方「301條款」調查所引發的相關措施，指出其「帶有明顯歧視性」。然而，當前局勢所帶來的挑戰，遠非政策立場的表態所能全面化解。這不僅是一項針對關稅與技術的貿易舉措，更是一場針對全球海運體系的系統性重塑。作為國際航運樞紐，香港長期以來所建立的制度優勢與市場地位將面臨嚴峻考驗，因此需要及早識別風險並主動應對。

美國此輪行動的意圖，早已超越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的範疇，而是試圖通過限制中國在全球船舶製造、港口設備、物流與金融服務等關鍵節點中的影響力，重塑其本土工業能力與戰略主導權。這種「結構性脫鉤」若以體系化方式推進，將對全球航運生態造成深遠衝擊。無論香港是否為直接針對對象，只要被視為中國海運產業鏈的延伸，就有可能在無意間被納入政策波及範圍，成為「附帶受害者」。這，正是本輪危機的核心挑戰所在。

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必須從傳統的被動防禦模式，轉向具備前瞻性與主動性的戰略部署。我們不應僅僅「應對」，而應從制度設計、策略調整與國際參與等多個層面，引導變局、塑造環境。

首先，香港亟需建立一套系統化、前瞻性的風險監測與應變機制。面對政策與市場的不確定性，必須對本地航運體系中可能暴露的風險環節進行全方位識別，包括船舶建造來源、港口設備供應地、航線結構、客戶組成以及融資安排等，並建立多維度的風險分析框架。即將重組成立的海運港口發展局，具備整合研究、諮詢與政策落實的潛力，應被賦予主導角色，協助政府與業界全面梳理潛在影響，建構應對模型，並提出具體可行的操作建議。

其次，香港應積極強化其在國際航運治理體系中的制度性話語權。作為獨立關稅區和世貿組織成員，香港擁有自主參與全球經貿與海事事務的法律地位。應在國際海事組織(IMO)、國際航運公會(ICS)等多邊平台上發出清晰立場，堅持自由航運與非歧視性原則，提醒全球業界警惕單邊措施對國際供應鏈穩定性與制度公信力的破壞。

同時，香港亦應從法律層面著手，委託專責團隊深入研究美國新規是否違反WTO規則或其他國際公約或規則，並視情況聯合其他受影響經濟體，推動多邊協商或啟動爭端解決機制。這不僅是對本地制度的維護，更是作為國際航運節點對全球規則秩序應有的責任承擔。

在應對外部壓力的同時，香港更應加快自身航運產業的轉型升級。當前全球海運正邁入綠色轉型與數位化重組的「雙軌時代」，香港必須搶佔先機，加快建設綠色港口基礎設施、推進智慧港口與數位航運系統，並建立涵蓋可持續燃料的供應網絡。透過政策激勵、金融支持與產業合作，打造一個具備高透明度、高合規性與高環保標準的港口營運生態，不僅能提升抗風險能力，更有助於增強香港在全球航運資本與服務市場中的戰略吸引力。

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强調要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而制度上的獨特性是香港長期以來的核心優勢所在。在當前地緣政治極化加劇的背景下，香港更需主動重申其獨特地位與制度根基。香港並非中國內地港口的簡單延伸，而是一個擁有普通法體系、國際營商規則與高透明度監管機制的全球航運節點。我們應加強與國際社會的溝通聯繫，在鞏固與內地互聯互通的同時，清晰界定自身的制度差異與國際導向，確保香港持續被視為「開放、可信、專業」的國際港口城市。

此外，香港還應積極拓展多元化的國際合作網絡。在全球貿易格局正由雙邊主導向多極化演進的當下，香港的戰略重心不應過度依賴任何單一市場。應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平台，深化與東盟、中東、非洲等新興市場的港口與航運合作，構建多樣化的貨運走廊與港口網絡，降低依賴風險，提升整體戰略韌性。

中資央企與國企：責無旁貸的穩定力量

在當前國際環境高度不確定、地緣政治風險持續上升的背景下，中央企業和國有企業，尤其是深耕航運、物流與貿易領域的央企和國企，在香港的持續投資與戰略佈局，正成為維繫本地航運生態和國際信心的關鍵穩定器。

這些企業不僅具備雄厚的資金實力、全球化的運營網路和政策執行能力，更長期將香港視為重要的國際平臺，選擇在此設立區域總部、船隊管理中心、融資樞紐以及國際業務拓展前沿陣地。這些選擇，既是戰略判斷，更是制度信任。在當前美國對中國海運、港口設備與供應鏈體系實施系統性限制的背景下，這些企業應展現更大的擔當，不僅要在市場層面適應挑戰，更要在制度層面協同推動香港航運的升級與轉型。它們用實際行動表明：香港仍然是具有獨特優勢的國際航運與貿易中心，值得長期深耕、堅定紮根。

這意味著，它們應在關鍵時期主動作為：通過設立行業應變基金，為本地航運生態提供抗震支撐；參與綠色港口與智慧航運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可持續發展；發起產學研合作專案，培育本地人才與技術能力，協助香港在下一代航運科技中保持領先地位。

夏寶龍在同一個講話中强調，企業家必須堅定紮根香港、倚港發展、以港為家，在風高浪急的時期更要展現「烈火金剛」的精神品質。對於在港發展的央企與國企而言，這不僅是經營決策，更是政治責任和歷史使命。在香港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央企和國企始終是穩住基本盤的中堅力量，今天亦應如此。它們的堅守本身就是對國際社會釋放的信號：香港仍是值得信賴的全球節點；而它們的行動，將成為支撐香港航運未來發展的戰略支柱。

香港的角色：不是附屬，而是引領

面對全球貿易與航運格局的深度重塑，香港不能只是被動的觀察者，更不能淪為大國博弈中的棋子。我們應主動定義自身在新國際秩序中的角色，以領導者心態參與構建新的海運生態。

香港的核心競爭力，遠不止於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先進的港口設施。真正支撐其國際地位的，是「一國兩制」所保障的高度成熟的法治環境、專業化的服務體系、自由開放的市場機制，以及與全球接軌的監管與金融制度。這些制度優勢，構成了香港與內地其他港口最根本的差異，也正是香港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中，依然被視為可靠合作夥伴的原因。

要守住並放大這一優勢，政府必須在多個層面展現更大作為：在對外政策上更加積極主動、在國際傳播上更加清晰有力、在行政執行上更加高效果斷。我們不能僅僅依賴過去「黃金年代」的慣性，更需以新的制度活力和戰略思維，贏得未來的信任與領先地位。

總結：從應對走向重塑

特朗普政府新一輪關稅措施的本質，是對全球海運生態的一次深度干預與主導權重構。對於香港而言，這既是挑戰，也是歷史性的拐點。我們不能以舊有思維應對新型風險，更不能寄望外部環境自然回暖。唯有主動出擊，方能化危為機。

只要我們以開放的姿態、清晰的戰略、務實的行動回應挑戰，香港不僅能夠穩住自己的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更有可能在全球海運格局重構之中，佔據引領者的新位置。

當全球航道正在被重新繪製，香港的選擇與作為，將決定它未來在世界貿易中的航向。我們不能只是被動應變者，更應成為新秩序的塑造者。

作者劉洋是海問律師事務所香港辦公室合夥人、國際航運公會中國辦事處首席代表、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香港海運港口局成員。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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