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楊華勇

2026年4月13日，法國國民議會的表決廳見證了一場極具象徵意義的歷史性時刻。當議員熱雷米·帕特里耶-萊圖斯引用維克多·雨果的名言——「法蘭西能脫胎換骨，將不義之財歸還給被搶掠的中國」——並宣告「這一天終於到來」時，他實際上是在為一段長達165年的道德債務劃下一個法律上的逗號。這項以170票贊成、0票反對通過的法案，旨在簡化1815年至1972年間法國以殖民及戰爭手段掠奪文物的歸還程序。這不僅是一次法律程序的技術性調整，更是法國對其帝國歷史進行「道德結算」的開始，其中交織着文明良知、殖民遺產的清算以及國際政治博弈的複雜圖景。

列強劫掠大量中國文物

1861年，當雨果在流亡中寫下那封著名的《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時，他將英法聯軍稱為「兩個強盜」，並預言了一個「乾乾淨淨的法蘭西」將戰利品歸還中國的未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番話只是知識份子孤獨的道德理想主義。法國長期奉行「國家收藏不可轉讓」原則，歸還文物需逐案立法，程序極其繁瑣，實質上構成了文物返還的法律壁壘。

若論從中國竊掠文物數量之最，日本當屬首位。根據戰後「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的統計，僅在抗戰期間，被日本掠奪、毀壞的公私文物就高達約360萬件，這尚未計入甲午戰爭以來的長期劫掠。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機構至今仍大量陳列這些「戰利品」。緊隨其後的是英、法、美等國。大英博物館收藏中國文物約2.3萬件，其中不乏《女史箴圖》、敦煌經書等國之重器，多源自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等劫難。

法國立法提供歸還契機

法國自19世紀起奪取大量中國文物，尤以圓明園劫掠最為慘烈。數萬件珍品至今仍在法國博物館與私人收藏中，成為中華文明的痛點。近年來，中法合作推動部分文物回歸，如獸首與秦墓金飾片。2026年法國立法突破，為系統歸還提供契機。然而，歸還之路仍漫長，如何落實與監督，考驗雙方智慧與誠意。

據中國文物學會估算，近代以來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超1,000萬件，這不僅是文明的傷痕，更是殖民侵略的鐵證。如今，這些流散文物多數仍被以「館藏」之名扣留。追索之路雖漫長，但還原歷史真相、要求非法所得物歸原主，是國際正義的必然要求。

「人道主義傳統」的現實邏輯

法國此次法案的突破性在於其「去立法化」路徑。它允許政府通過行政命令而非議會立法來授權歸還，極大提升了效率。更重要的是，法案設立了明確的時間紅線（1815-1972年）和機制（科學委員會審查、年度非法文物清單公示），這意味着文物歸還從「政治恩賜」轉向了「義務履行」。議員在議場引用雨果，正是試圖為這項冷冰冰的法律條文注入一種歷史正義的情感溫度，將當下的立法行動錨定在法國本土的人道主義傳統之上。

儘管法案被冠以「歸還」之名，且全票通過的結果顯得頗具道德感，但深入分析可發現其背後存在着精密的現實邏輯。

試圖重塑「後殖民夥伴」形象

此次立法並非突然的良心發現，而是馬克龍政府自2017年承諾以來的延續，其核心驅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法國對非洲前殖民地的戰略需求。近年來，法國在薩赫勒地區影響力急劇下降，歸還文物被視為修復與非洲國家關係、重塑「後殖民夥伴」形象的軟性工具。法案雖在議場以「中國」為例，但其政策重心明顯偏向於解決非洲大量的文物追索訴求。

法案設立了嚴格的審查委員會和「按國際標準保管」的條件，這實際上構建了一個「以時間換空間」的機制。歸還不再需要漫長的立法辯論，但具體每一件文物的認定、談判仍將是漫長的拉鋸戰。這使得法國既能展示開放姿態，又能通過行政細節控制歸還的節奏和規模，避免博物館藏品瞬間空心化。

中國文物回家仍困難重重

帕特里耶-萊圖斯議員的發言讓許多中國人聯想到圓明園獸首等珍貴文物，但我們需冷靜審視法案與中國文物歸還之間的實際關聯。

法案主要針對的是「殖民語境」下的掠奪。而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1860年）雖在時間範圍內，但在法國部分法律觀點中，歷史上可能被模糊界定為「戰爭戰利品」而非單純的殖民掠奪。這意味着中國文物（尤其是清宮舊藏）的追索，仍需在該法案框架下進行極其複雜的法律定性博弈。

該法案的意義在於為中國提供了「對等談判的法律基礎」。此前，中國追索文物往往面臨「無法可依」的國際法困境。現在，法國法律明確承認了「非法獲取」文物的可歸還性，中國可以依據該法要求法國公開相關文物清單，並啟動行政審查程序。然而，這絕不意味着獸首會自動打包回國。每一件具體文物的歸還，都將是一場涉及歷史考證、外交談判和法律較量的馬拉松。

「乾乾淨淨的法蘭西」會否來臨？

法國此舉是全球文物歸還浪潮中的一個關鍵節點。它標誌着西方中心主義的博物館倫理正在發生實質性鬆動。此前，荷蘭、德國等國已開始類似行動，法國作為文化大國的跟進，將對大英博物館等機構構成更大的道德與輿論壓力。

然而，這股浪潮也充滿張力。法案要求歸還國承諾「按國際標準保管並對公眾開放」，這體現了西方仍試圖在歸還過程中保留某種「文化監護權」的話語權。對於中國而言，如何在堅持文物主權的同時，與西方主導的國際博物館標準進行對話，將是未來談判中的關鍵課題。

165年後，雨果的預言終於得到了制度性的回應。法國這項法案的通過，無疑是正義的一次勝利，但它更像是一把剛剛鑄好的鑰匙。鑰匙本身不代表門會自動打開，更不代表門後的珍寶會傾瀉而出。對於中國和所有曾被殖民掠奪的國家而言，這是一個新的起點，而非終點。它賦予了我們一個強有力的法律武器，去要求透明度、要求對話、要求歸還。但真正的「脫胎換骨」，不僅需要法國的法律條文，更需要國際社會持續的道德壓力與堅實的歷史考證。雨果所期盼的「乾乾淨淨的法蘭西」，仍在歷史的試煉中逐步顯形。

作者楊華勇是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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