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中傲

每逢電影頒獎季，香港社會總會短暫把目光重新放回本地電影身上。只是掌聲與提名以外，更值得冷靜面對的，是香港電影當前的現實處境。香港票房有限公司公布的2025年全年數字顯示，本港中西電影票房總收入約為11.3147億元，較2024年下跌15.79%；而截至2025年7月，政府數字顯示全港共有52間戲院，較2020年的61間減少約15%。這些數字說明，香港電影面對的已不是單一作品成敗，而是整體放映市場、觀影習慣與產業信心都正在承受壓力。但筆者始終認為，香港電影未到黃昏。真正值得守住的，也不只是偶爾出現的一兩部賣座作品，而是香港電影人長年累積下來、卻未被充分命名的一種專業：為了把角色做深、把生活做實，願意花時間去理解真實的人、真實的工種與真實的社會處境。

票房寒冬不等於專業能力枯竭

在不少本地電影的創作過程裏，演員、編劇、導演接到劇本之後，往往不會只停留在文本層面，而會安排實地探訪、與真實從業者長談，甚至透過反覆觀察某一類人的工作節奏、語言習慣和生活狀態，讓角色真正有「人味」、有「根」。

這種做法未必會直接反映在宣傳上，也未必會即時轉化成首周票房，但它往往決定了一部電影是否拍得可信、角色是否站得住、作品是否有能力在觀眾心裏留下來。真正能被記住的電影，很多時候不只是因為故事轉折夠強烈，而是因為角色有真實的重量。

觀眾會感受到那個角色背後有人做過功課，會分辨到一個工種、一個階層、一段人生是不是被敷衍地借來消費。這種辨識力，在今天這個資訊密度極高、觀眾口味愈來愈精細的時代，只會愈來愈重要。所以，香港電影當前最值得被珍惜的，未必只是「還有多少人願意入場」，而是還有多少創作者願意花力氣把角色做真。這種能力看似無形，實際上卻是香港電影最具辨識度的專業資產之一。

把專業能力轉化成更大的社會價值

筆者想講的，不是要把電影變成社會服務，也不是要電影人承擔任何額外道德義務，更不是要改變社會對某些行業、某些人物、某些人生選擇的既定價值判斷。

筆者想指出的是：如果香港電影長期以來已經形成一種透過探訪、訪談、觀察與沉浸去理解角色的專業方法，那麼這種方法其實值得被做得更可見一些。例如，在不影響創作自主的前提下，角色研究若能與學校、專業工會、社福機構、社區團體或不同工種的代表產生更多有秩序的接觸，這些原本只屬創作內部流程的前期工作，便有機會產生另一種間接價值——讓社會看見一些平時不被充分理解、但一直默默支撐香港運作的人與工種。

從夜間經濟、照護工作、清潔、運輸、街市、地盤、殯儀、前線接待，到各種平日不在鎂光燈下的勞動與生活，香港電影若能在研究角色時保留這種耐性與尊重，它其實不只是提升作品質感，也是在累積一種屬於香港的文化可信度。這種可信度，不等於立場，也不等於說教；它是一種更樸素的東西——觀眾相信你有認真理解過你所呈現的人。

用電影創造長尾價值

若從商業角度看，香港電影當前最需要的，也許不只是更多資金，而是讓資金看見它值得長線投入的理由。對於本地、中國內地以及國際歐美品牌與投資者而言，支持香港電影若只停留在片中置入、首映禮曝光或短期票房博弈，其實很難建立真正穩定的信心。因為這種合作模式太短，回報周期太急，亦太依賴單一作品的成敗。

相反，若香港電影能把自身最擅長的專業——角色研究、行業訪談、生活觀察、真實寫作——更清晰地轉化成製作流程與產業敘事，那麼投資者看到的，就不只是「一部電影」，而是一套具備長尾價值的內容方法。這種方法可以延伸出更多合作可能，例如：前期研究與田野訪談計劃；與專業機構、行業團體或社區組織的合作；以真實行業為基礎的教育或推廣內容；經典修復與策展放映；電影與城市文化、旅遊路線、品牌故事的結合；海外巡映與跨地域文化傳播。

中長線合作締造城市氣質

換言之，商業贊助若由單次曝光轉向中長線合作，企業獲得的就不只是品牌露出，而是與內容品質、文化資產、城市氣質與專業形象建立更穩定的連結。這對香港尤其重要。因為香港市場不大，若一味跟大型影視市場拼體量、拼預算，未必有優勢；但若能把「做角色的真、做生活的細」發展成為更可辨識的內容標誌，再配合成熟的法律、金融、專業服務與國際城市形象，香港電影在投資者眼中反而有機會變得更清晰——它不是最大，但可以是最準、最穩、最有質感。

當然，這裏有一條界線必須守住：商業合作的擴展，不應反過來把電影變成品牌物料。資金透明、創作主導清晰、合作關係分工明確，仍然是任何長線合作的基本前提。只有這樣，贊助與投資才不會侵蝕作品，反而能放大作品本身的專業與生命力。

戲院不能只靠下一部大片

至於戲院端，筆者不認為它只能等待下一部大片「救市」。香港其實已經出現一些值得被更認真看待的基礎。香港流行文化節2026，以及香港電影資料館25周年相關節目，近期已推出多個以4K或數碼修復、經典重映、專題策展為核心的放映計劃，例如「Restored Treasures–Film Marathon」等，顯示香港本身已具備把戲院由單純新片窗口，延伸成文化策展空間的條件。

這一點其實很重要。因為戲院最可惜的，不只是票房跌，而是大量高規格放映設施、聲畫系統、IMAX條件與核心地段空間，如果只靠新片首周票房去衡量價值，便會嚴重低估它的公共與商業潛力。若香港能把修復、重映、主題策展、映後談、影展化營運、電影旅遊等零散做法逐步系統化，戲院便不再只是「賣新片」的地方，而可以成為：經典電影再次被觀看的場域、海內外電影愛好者來港的文化理由、品牌與文化合作的穩定接點、本地與海外觀眾重新認識香港電影的窗口。

當本地市場已明顯分化，這種「第二條曲線」不一定能立刻扭轉局面，但至少能讓香港戲院不只是在等下一次運氣。

香港電影要守住什麼？

筆者不是電影圈中人，也無意對行業指點江山。只是作為觀眾，筆者一直覺得香港電影最不應失去的，不是一時的賣座奇蹟，而是那份肯花時間把一個角色做深、把一份工作做實、把一段被忽略的人生拍出重量的能力。

市場可以有寒冬，戲院可以面對轉型，票房可以有高有低；但若連這份專業都不再被看見、不再被珍惜，香港電影才真的會失去自己。在筆者看來，真正值得守住的，也許不是某一個檔期的票房，而是香港電影那種把真實生活轉化為可信影像的耐性與功夫。若這份專業能被更好地制度化、被更清楚地轉譯成投資者看得見的長期價值，香港電影要爭取的，便不只是下一部賣座片，而是下一輪對香港電影仍然願意相信的信心。

（本文按筆者個人身分撰寫，純屬對香港電影產業與文化生態的觀察，與任何影片評級、檢查標準、個別個案或非公開資料無涉。）

作者筆名中傲，從事國際金融合規及策略政策研究，並提供國際金融法規相關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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