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伍俊飛

香港經濟長期過度依賴金融與地產的單一結構，這種路徑依賴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變動的背景下，已經走到了盡頭。解決之道何在？答案藏在一個看似悖論的命題中：香港要維持其獨特性，恰恰需要一塊不在香港的土地——在內地建立實行香港法律、稅制和標準的製造業飛地。這既是在不劇烈改變既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做加法」，更是香港學習美國精英體制精髓、助力國家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選擇。

「切本地蛋糕」遭遇巨大阻力

香港深層次社會經濟矛盾的根源，在於產業結構的高度集中。金融和專業服務貢獻了大部分GDP，卻只能吸納有限的高端勞動力；零售餐飲等服務業吸納了大量就業，但在競爭壓力下持續萎縮。零售業銷貨價值較2018年減少逾千億港元，相關行業流失近10萬個崗位。與此同時，年輕人面對的是全球最高的房價之一和狹窄的職業上升通道。社會流動性趨於停滯，不滿情緒暗流湧動。

問題的棘手之處在於，任何試圖在香港本地進行重大產業結構調整的努力，都必然觸碰強大的既得利益。北部都會區自2021年提出以來，至今進度緩慢。這並非執行力的問題，而是反映了香港土地制度下利益格局盤根錯節的現實。在香港本地「切蛋糕」——將有限的土地資源從地產開發轉向製造業——必然遭遇巨大的政治阻力。

「做加法」改善整體福利

飛地策略的智慧在於「做加法」而非「切蛋糕」。在大灣區物色一塊土地，租予香港作為「飛地」，設立實行香港法律和稅制的高品質發展產業合作區。這個方案不觸動香港既有的土地利益格局，不引發本地產業結構的震盪性調整，而是在現有盤子之外新增一塊製造業基地。新增的製造業就業崗位、稅收和經濟活動，將成為香港社會的增量收益，惠及原本被邊緣化的年輕人和基層群體。這是典型的帕累托改進——在不損害任何既有利益的前提下改善整體福利。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已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但口號背後缺乏的是將這種融合落到實處的制度載體。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逾數年，但在制度層面「一區兩制」的融合仍然停留在實體層面的互聯互通，而非制度層面的深度嵌入。製造業飛地提供了這種深度融合的理想實驗場。在飛地內實行香港法律、稅收標準、管理制度和金融規則——這意味着，一家在飛地內運營的企業，可以享受香港的低稅制、普通法體系、自由的資金流動和與國際接軌的監管環境，同時坐擁內地廣闊的市場空間、完整的供應鏈和充沛的產業配套能力。

需要更大規模「制度飛地」

這種「制度飛地」已經在局部層面進行探索。前海深港合作區實施了「港人港稅」政策，對在前海工作的香港居民，個人所得稅稅負超過香港稅負的部分予以免徵。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則更進一步，香港園區第一期首三座大樓已落成，生命健康科技、微電子、新能源及人工智能等產業租戶正陸續進駐。

然而，這些嘗試都受限於規模——河套香港園區僅佔地0.87平方公里，遠不足以承載大規模的製造業基地。真正需要的是數百公頃乃至更大規模的飛地，使完整的產業集群得以落地生根。北部都會區的土地其實同樣有限，要素價格高企，且受制於香港本地的環保、規劃和審批程序。只有跳出香港本地土地的約束，在大灣區開闢足夠規模的飛地，才能讓「香港研發+飛地製造+全球市場」的產業鏈真正成型。

借鑒美國模式可取之處

在討論香港的未來發展路徑時，一個常被迴避但不可迴避的問題是：美國模式究竟有何可取之處？承認這一點需要勇氣，但更有價值的是從中汲取真正有用的制度養分。

美國全球霸權的基礎並非軍事實力或美元霸權本身，而是一個精密的「精英循環系統」。這個系統由四個環節構成：全球頂尖人才通過移民通道進入美國；這些人才在矽谷、波士頓128號公路等創新高地發明改變世界的技術；發達的金融市場（股票、債券、期貨、衍生品——每個市場都極其發達，幾乎沒有短板）為這些技術和企業提供風險資本、上市融資和高估值；企業獲得的資金進一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形成「頂尖人才—頂尖技術—科創企業—資本扶持—金融市場高估值—更多頂尖人才」的良性閉環。

這套精英體制的高效之處在於，它將國家競爭轉化為一種自我強化的生態循環。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和避險貨幣，為美國的金融市場提供了無與倫比的深度和流動性；移民國家的人口政策和文化基因，使其能夠持續從全球吸納最聰明的頭腦。兩個條件互為支撐，缺一不可。當然，這套體制的代價同樣顯著。精英體制的「斬殺線」將大量基層人口排除在經濟增長紅利之外，導致社會撕裂、貧富懸殊、基層治理失效。然而，這並不否定一個事實：在科技創新推動經濟總量增長的全球競賽中，美國的精英體制迄今仍是最成功的模式。

香港具備兩大核心優勢

全球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難以複製美國的成功，原因在於這兩個前提條件極為苛刻。歐元區有發達的金融市場，但缺乏移民國家的開放性；日本、韓國保持了社會穩定和文化同質性，但金融市場深度和國際吸引力有限；新興經濟體既無發達的金融市場，也缺乏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的綜合條件。

香港卻是為數不多的具備兩個核心條件的選手。在金融市場方面，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其股票市場總市值約5.2萬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七、亞洲第三，2025年更重奪全球IPO集資額榜首。與此同時，香港已確立亞洲領先的國際債券發行樞紐地位，經港安排發行的國際債券佔亞洲近三成。當前，香港正從這一優勢出發，全力邁向全球固定收益及貨幣中心。2025年9月，香港證監會與金管局聯合發佈路線圖，圍繞一級市場、二級市場流動性、離岸人民幣業務及新一代基建提出十項措施。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人民幣存款規模超1萬億元，處理全球七成離岸人民幣支付。在吸引人才方面，香港的國際人才排名已躍升至全球第四、亞洲第一，超過新加坡。香港實行低稅制、普通法體系、高度國際化，是一個事實上的移民社會，人才引進計劃已吸引大量全球精英人才。

土地因素制約良性循環

然而，一個根本性的制約因素阻礙了香港複製美國模式：土地。香港土地面積有限，山地多、平地少，科學園和數碼港的研發空間已接近飽和，部分科技企業因缺乏擴展空間而選擇遷往大灣區內地城市。高昂的租金和運營成本使初創企業生存困難，限制了創新活力的釋放。香港的創科困境不在於缺乏資金，因為政府已投入千億級的創科基金，而在於缺乏物理空間尤其是缺乏產業落地載體。

這意味着，沒有飛地，香港就無法真正啟動那個「頂尖人才—頂尖技術—科創企業—資本扶持—金融市場高估值—更多頂尖人才」的良性循環。因為製造環節的缺失打斷了價值鏈的完整性，使科研成果不得不外流到深圳、東莞或其它城市進行產業化，香港僅保留研發環節，錯失了價值鏈升級的價值。

如果香港在大灣區獲得一塊足夠大的製造業飛地，並且實行香港的法律、稅制、管理制度，那麼它將同時擁有三個關鍵要素：全球頂尖人才的吸引力（移民社會的開放性）、發達的金融市場（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離岸人民幣中心）、完整的產業鏈（飛地製造+香港研發）。這正是美國模式的核心要素，而香港的制度條件和地緣位置甚至賦予了它更加獨特的比較優勢。

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

這塊飛地將帶來多重戰略收益。首先，它將推動國家獲取大宗商品定價權。『十五五』規劃綱要首次將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和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納入國家戰略，確立了香港在大宗商品實體流通與貿易服務端的核心樞紐定位。香港正加速建設全球固定收益及貨幣中心，通過完善離岸人民幣長期債券收益率曲線及國債期貨等利率風險管理工具，為人民幣計價的跨境投融資提供流動性深度與定價基準。

金融基礎設施的完備將有效降低境外市場主體持有和使用人民幣的交易成本與匯率對沖難度，進而推動人民幣在大宗商品國際貿易中從結算貨幣向計價貨幣演進，提升其在全球大宗產品定價體系中的話語權。飛地內大宗商品集散地的蓬勃發展，將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使用場景，幫助國家擺脫在能源和資源市場「買什麼，什麼就貴；賣什麼，什麼就便宜」的被動局面。

助力頂尖技術在中國落地

其次，它將推動國家向掌握國際金融主導權邁進。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管理中心的功能不斷深化，金管局利用與人民銀行的貨幣互換協議設立了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向企業提供貿易、營運、資本支出所需的人民幣融資。飛地內以人民幣計價的製造業和大宗商品集散地業務，將自然地推動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是人民幣國際化最堅實的「實體錨」。

再次，它將幫助中國獲得原創科技的領導權。全球頂尖人才、香港的科研基礎加上飛地的製造能力，可以使更多原創技術在中國境內完成從實驗室到工廠再到市場的完整閉環，頂尖人才再也不用再像以往那樣被迫前往美國開發原創技術和孵化企業。

以「飛地」破解改革難題

長遠來看，香港—澳門—海南—台灣可以逐步納入「大香港」的輻射範圍，形成一個以香港金融為心臟、以飛地製造為軀幹、以離岸人民幣為血脈的經濟生態系統。這不是香港擴張主義的幻想，而是中國「一國兩制」優勢在科學空間佈局下的自然延伸。

香港正徘徊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它可以選擇繼續在金融與地產的單一賽道上掙扎，忍受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和增長乏力；也可以選擇一條更具雄心、更具想像力的道路——在內地建立製造業飛地，學習美國精英體制的精髓，將「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從口號轉化為制度現實。

前者是安全但日漸逼仄的道路，後者是風險與機遇並存但通向更廣闊未來的道路。香港的決策者應該記住一個樸素的真理：改革往往不是缺少方向，而是缺少試驗的空間。製造業飛地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 在不強烈衝擊既有格局的情況下，借助額外的空間來拉長時間，通過漸進方式推動香港社會經濟改革，讓這座城市成長為一個不朽的傳奇。

作者伍俊飛是紫荊黨總裁，紫荊政策研究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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