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彭意婷

在剛過去的立法會討論中，官方與不少議員對「尼特族」（NEET）現象提出了兩套偏見。尼特族指的是不在學、不在職、也不接受培訓的青年。他們一是把問題歸咎於青年個人，責備他們「啃老」、「懶散」、心態有問題；二是迷信AI萬能，認為只要加強技能培訓，青年便能重返職場。兩套偏見雖然一個罵人、一個教人，卻同樣拒絕承認，青年真正需要的是一段安全的探索期，而不是被貼上標籤，也不是被塞進技能課程。

問題都在青年身上嗎？

勞工及福利局數字顯示，2023至2025年間，15至24歲尼特族約佔該年齡層百分之5.7至6。即使經濟暢旺、就業市場缺人，這個比例仍徘徊在百分之6至7之間。經濟起伏都不影響它，恐怕不是巧合，更像是制度層面的某種徵兆，與其反覆追究「青年為何不工作」，不如承認問題的根源在制度，不在青年身上。

這次立法會討論，最明顯的共同點是，官方與許多議員都將尼特族視為青年個人的問題。

選委界議員李家駒引用立法會秘書處資料指出，本港尼特族比率高於日本與新加坡。他還提到，2018至2025年間，香港青年人口下跌約兩成，但15至24歲失業率卻從8%升至11.2%，因此要求政府「加強就業誘因」，協助青年重返職場。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則將現象歸因於「青年多為初次求職者，缺乏工作經驗，導致待業時間較長」。這說法本身不算錯，但只停留在個人層面，未有追問制度為何沒有提供足夠的過渡支援。他同時強調政府已推出多項就業計劃，例如為低學歷青年設立的培訓計劃，以及鼓勵青年到大灣區工作的就業方案。

社會不應撇清責任

同一場會議中，部分議員的說法更為直白。有人將青年形容為「啃老族」，批評父母心甘情願地供養子女，把青年失業看成心態問題，甚至認為需要為家長補課，以免他們縱容子女變成「啃老」。在香港，政府文件用尼特族作統計概念，但社會討論往往把「雙失青年」、「隱蔽青年」、「啃老族」等詞交替使用，令幾個概念黏在一起。這種將結構性指標收窄為家庭教養問題的說法，實際效果是把制度性風險「家庭化」和「道德化」。

然而，無論是政府的統計工作，還是國際經驗，都很清楚指出，尼特族涉及的是勞工市場、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多重交織的結果，而不是簡單的「不肯做」或「啃父母」。當房租、車費、生活成本節節上升，而入門職位工時長、薪酬低、前景不明朗，我們究竟是在討論「啃老」，還是在討論一代青年被迫靠家庭去承受本應由社會制度分擔的風險？

這些說法背後有一個共同前提，就是問題出在青年「欠缺經驗」、「不願就業」或「被父母寵壞」，因此需要更多誘因、輔導與規訓。尼特族只被理解為一群需要被矯正的個體，而非一個能夠揭示制度漏洞的指標。

青年被抹去的奧德賽時期

這種問題定義方式，其實忽略了青年生命歷程中的一個重點——任何人從校園走向社會，本來就不可能是條直線。

在國際討論中，有人曾提出「Odyssey years」（奧德賽時期）的概念，形容青年從青春期邁向成年責任之間的一段漫長、非線性的過渡階段。這個詞源自荷馬史詩《奧德賽》，主人公奧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後，漂泊十年才回到家鄉。在這段旅途中，他經歷迷航、試探、失敗、反思，最終成長為更完整的自己。

青年的奧德賽時期其實無甚分別，他們可能在完成中學或大學後，並未直接進入穩定的全職工作，而是透過短期工作、志願服務、旅行、進修、創業試驗、甚至長時間的獨處與思考，來探索自己的興趣、價值與人生方向。這段旅程往往迂迴曲折，時而停滯，時而繞路，但正是這些「非線性」的經歷，塑造了青年的身份認同與內在動機。「空窗年」（gap year）的興起，也反映許多社會願意承認，青年在正式上軌道之前，需要一段試錯的空間——而這段空間的長短與形態，不應被一刀切的「就業率」所抹平。

然而，香港的制度與輿論，幾乎只用「生產力」作為衡量標準。中學教育以成績為核心，專上教育以學位為目標，畢業後則要盡快「上岸」，變成穩定且可預測的勞動力。當青年按部就班走完這條流水線，卻發現自己從未真正認真探索過興趣與愛好，而社會只要求你「立刻開工」，他們感到迷茫，其實不是例外，而是制度設計下可以預見的結果。

不應將風險都轉嫁給家庭

在這樣的背景下，暫時不在職、不在學、不在受訓，未必等同逃避，也可以是一種延遲決定、反思方向的行為——特別是在生活成本高漲、職位結構兩極化的城市，青年可能需要更多時間去衡量自己願意為怎樣的生活投入。把這種探索期一概視為「懶散」、「不求上進」，再進一步指責父母「縱容子女啃老」，實際上只是把本應由制度承擔的風險轉嫁給個別家庭，並在輿論上對他們進行道德審判。

問題不在於青年是否曾有一段「什麼都不想做的時期」——其實誰沒有過呢？當青年在這種迷茫中尋找方向時，我們需要檢視的是制度本身是否有提供安全的探索空間，而不是用一堆統計數據來為他們貼上標籤。

AI能否解決問題？

在同一場會議中，人工智能是另一個頻繁出現的關鍵詞。有人指出，AI 等自動化技術的發展，讓企業減少招聘初級職位的青年，並詢問政府是否有系統地引入 AI 應用技能培訓，以協助青年提升競爭力。政府的回應，是一套熟悉的「AI 教育方案」：擴大 STEAM 學科收生比例，優先資助 AI 相關課程，將 AI 內容納入職訓必修單元，並把僱員再培訓局升格為「技能提升局」。這些措施顯示政府對科技變遷有所回應，但它們同樣建立在一種工具崇拜的前提之上，只要更多青年「學 AI」，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然而，AI 從來只是一種工具，是實現目標的手段，而不是目標本身。真正需要追問的是，青年想用 AI 來做什麼。如果青年對自己的興趣、價值與長期方向沒有清晰認識，只是一窩蜂去修讀 AI 課程，那麼 AI 很可能只是另一個被塞進課表的「潮語」，取代了舊有的熱門學科，卻沒有改變青年在制度中的處境。

其實本地已經有一些比較接近「項目為本」的 AI 教育實踐。例如有中學參與大學與慈善機構合作的 AI 教育計劃，學生不只是單純學習工具操作，而是設計具體專案。有人用生成式 AI 為長者重現年輕時未能拍攝的婚紗照，有人用 AI 協助長者管理健康，也有學生以 AI 協助設計實驗。這類實例的重點，在於學生必須先回答「我關心什麼」，再思考「AI 可以扮演什麼角色」。技術不是目的，而是服務人的工具。

相較之下，這次官方的政策重點，仍然集中在課程數量與資助名額。當我們把 AI 當成萬靈丹，便將技能訓練置於自我探索之上。青年是否被允許先理解自己想要什麼，再選擇需要什麼工具？還是說，他們只是不斷被要求「升級技能」，卻永遠沒有時間問自己究竟想用這些技能來做什麼。

青年需要的是安全探索期

從政府與部分議員的說法，可以看出一套隱性的衡量標準，就是尼特族比率愈低愈好，青年就業率愈高愈好，只要更多青年「在職、在學或受訓」，政策就宣告成功。

但如果只用這條標準，就會出現一種荒謬的結果。一名在極低薪、長工時、精神壓力巨大的崗位上掙扎的青年，在統計上是「成功」的；而一名暫時退一步，為了照顧家庭、處理精神健康，或認真探索方向而離開勞動市場一段時間的青年，卻被歸類為「問題」。

我們需要為青年政策換一套標準，例如青年是否能透過工作維持基本生活，是否有現實可行的上升空間，是否擁有被制度承認的探索期，可以在不被貼上標籤的前提下試錯與重整。

在這套標準下，尼特族不再只是一個需要「壓低」的比例，而是一面鏡子，照出我們的制度如何看待青年，也照出社會願意給他們留下多少呼吸與探索的空間。既然問題不只是「就業率」，對策也不該只停留在多開幾個課程、加碼幾項補貼，至少有幾個方向值得公開討論。

四大方向從根本解決問題

第一，把「探索期」制度化，而不是默認它只能偷偷發生。例如在中小學甚至大學階段，設計為期六至十二個月的「青年探索與實習計劃」，讓青年在不同領域輪流短期參與，並就已成年但缺乏家庭資源的青年提供基礎津貼，避免探索期只屬於中產家庭的奢侈品。

第二，把 AI 培訓變成「專案孵化器」，而不是另一張證書。將補助條件從時數或人頭改為專案成果，要求課程必須連結實際專案，鼓勵不同類型的機構與學校合作，讓青年在真實場景中實驗技術。

第三，從補貼僱主轉為部分直接支援青年與家庭。將部分資源轉為「青年技能與探索帳戶」，讓青年自主選擇用在再培訓、社區項目或創業試驗；並在貧窮政策與住屋安排上，把「有成年子女處於探索階段的家庭」視為一種需要支援的類型，而不是一邊默認父母要出錢兜底，一邊在輿論上指責他們。

第四，推動社會及家長觀念轉變，讓義工、旅行、社區參與、自由創作等探索活動，無論在大學之前或之後，都成為值得鼓勵的正向選擇，而非被視為「浪費時間」或「不務正業」。成年人需要明白，一段沒有薪水但有體驗的時期，往往比倉促就業更能幫助青年找到方向。

用制度框架承接那6%的青年

這些方向未必能在短期內大幅降低尼特比例，但它們至少承認，尼特族這個數字背後，是一段本來就應存在的生命歷程——只不過我們一直拒絕為青年建構一個安全、可承受的制度框架。

當約 6% 的青年長期在制度外徘徊，在位者可以繼續用「啃老」、「懶散」、「心態有問題」這類語言，把一切歸咎於個人與家庭。但這種將青年視為「問題」的態度，只會把他們推得更遠——遠離職場、遠離社會、也遠離任何對話的可能。換一個做法，我們不妨承認問題出在制度設計與社會價值上，先讓成年人學會將心比心，不再把青年當問題，為他們搭建一條更安全、更有彈性的探索之路。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維副秘書長，青年組織「燈芯」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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