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紀緯紋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不論是政府或各類持份者，均將國際競爭力排名視為衡量發展水平的參考指標之一。在香港編制首個五年規劃之際，可以合理預期，提升經濟與社會的競爭力將是規劃的主要目標之一。競爭力作為過去20多年流行於全球的概念，實實在在影響着國家、城市、學校的發展路徑與着力點。然而，我們也得清醒自問：排名背後由怎樣的遊戲規則主導？意義何在？路徑選對了嗎？甚至是遊戲該這樣玩嗎？本文借五年規劃公眾諮詢之時機，從提升香港競爭力的角度切入，分析城市發展和教育應有的競爭原則，並探討如何體現於規劃文本之內。

排名上升，然後呢？

六月，香港在兩份國際排名同時傳來捷報。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發布的《202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排名連續三年上升，今年再升一位至全球第二。QS世界大學排名方面，香港首次有兩所大學躋身全球前20名、四所大學躋身前50名，被評為「全球頂尖學府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面對排名上升，社會和政府的反應多年來並無太大變化，基本上都是「欣喜、肯定、歸因、展望」四步曲。就城市競爭力排名，特區政府最常見的回應是：排名反映香港持續推動自由開放、穩定、可預期及營商友善的經濟政策；教育領域則歸功於深化教育改革、打造「留學香港」品牌。翻閱相關評論，幾乎清一色聚焦於如何善用佳績進一步推廣產業與高等教育發展。

這種反應本身無可厚非。排名上升，說明過去在科研教育等方面的長期投入見效，說明在某些被國際認可的維度上我們確實做得不錯。排名下降時，雖有失望，但亦積極查找不足。這些排名作為參考指標，有助於審視我們與世界領先者的差距，也是一種推動進步的外部力量。

然而，走在這個「欣然接受、持續改進」的循環中，我們有否迷失？筆者最初的經驗和許多人一樣——看到排名上升便高興，下降便擔憂，卻很少仔細查看有哪些指標，很少質問為什麼是這些指標而不是那些指標，更少追問這套指標與香港乃至中國內地的實際情況是否相符。

誰定的遊戲規則？

不妨審視指標的細節。IMD的競爭力排名推崇「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其「政府效率」和「營商效率」的衡量維度，內核是特定的經濟意識形態。中國強調的「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結合、國有經濟主導的基礎設施與民生保障、中長期發展規劃的穩定性，在這套指標體系中往往會被解讀為「政府干預」或「市場不自由」。

QS大學排名的「學術聲譽」和「僱主聲譽」佔比高達45%，本質更似「聲望調查」而非「質量評估」；「教員引文次數」是「論文發表導向」的強力推手；「國際化」指標則隱含人才「單向吸納」的邏輯。用這套標準衡量，本地的應科大或教學型大學注定吃虧，其真正貢獻較難體現。

這些排名的邏輯，無不以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為底色，將城市視為資本積累與企業逐利的載體，競爭力很大程度上被等同於吸引投資、推高GDP的能力；大學則淪為爭奪知名教授與科研經費的競技場，以論文產出與聲譽左右排名、引導大學發展方向。然而，中國傳統文化對城市的理解講究天人合一、以民為本，對教育的期許則是「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社會主義理念更明確提出城市因人民而建，大學因育人而存。這些寶貴觀念無從體現於現有主流指標；用別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材，數字再好看，又是否具真正意義？

此外，排名機構既是裁判員，又是受益者。它們通過排名定義「卓越」，吸引全球精英向其定義的「頂級」機構或經濟體集中，再以此鞏固自身標準的權威性，形成自我強化的閉環。當下中華民族走在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我們有能力、有話語權，應該對這些標準作出質問；這不是為了否定排名，而是為了不被排名所否定，甚或導致自我否定。

如何正確看待「競爭力」？

這就帶出兩個具現實意義的命題：我們應以甚麼原則如何看待「競爭力」？這些原則如何落到實處？

筆者並非主張棄競爭力排名如敝屣。我們應重視這些排名，了解自己相對位置和不足，參考成功者的經驗。但必須按自身原則和條件作出轉化與應用。更關鍵的是不能迷信，不能以為這些榜單是唯一權威，從而陷入路徑依賴。城市發展的目的，歸根究柢是讓市民生活得更好；大學教育的初心，是育人成才、探索真理、服務社會。我們應當弘揚和用好這些原則來評估發展，而非將排名的邏輯內化為發展目標。

同時有兩個現實條件必須充分考慮。一是因應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及香港獨特的條件，保證國家安全是實現提升香港競爭力的前提原則。二是在「一國難制」框架下，香港的經濟發展畢竟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在這套既有發展範式與上述城市發展與教育原則之間，香港須以其智慧和靈活取得平衡，並在五年規劃上確立清晰座標。

充分發揮政府引導與保障作用

基於上述原則與現實條件，我們可以梳理城市發展與教育兩個範疇的專屬原則與戰略方向，明確納入五年規劃的原則框架，從而在長遠形成有益於香港發展的競爭力。

就城市競爭力而言，科學且健全的評價體系難以在此全面鋪開陳述。單就經濟活動而言，五年規劃應確立的原則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既非放任自流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亦非否定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思維，而是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政府在戰略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引導與保障作用。戰略方向應聚焦於三方面：其一，營造穩定、可預期、具韌性的制度環境，使市場主體敢於長期投資、植根本港；其二，強化產業政策的精準性與協同性，聚焦金融、創科、專業服務等優勢領域作重點引導；其三，將國家安全納入競爭力的內在組成部分，確保對外經濟活動不削弱整體安全——這是保障長期競爭力持續的必要條件。

就教育範疇而言，五年規劃應確立的原則是「立德樹人」與「服務發展」的雙重統一。這既呼應中國傳統文化對育人的期許，體現社會主義理念下大學因育人而存的使命，同時亦須反映香港和國家對人才培養的現實需要——既要塑造有德性、有擔當的人，也要為經濟轉型與社會進步提供有力支撐。戰略方向應聚焦於四方面：其一，將德育置於人才培養的核心位置，強化學生的家國情懷、社會責任感及正確價值觀；其二，將人才培養的質量、畢業生對香港和國家發展的實際貢獻、產學研成果轉化的社會效益等納入評估視野，而非單純追求論文數量與排名數字；其三，營造有利於教研互動的生態環境，讓優質的教學與研究在良好的土壤中自然湧現；其四，在借鑒QS等國際排名合理成分的同時，逐步建立能夠反映立德樹人與服務發展雙重目標的本地化評估框架，在既有範式與中國理念之間務實地取得平衡，做到「以我為主、為我所用」。

競爭力提升不在排名攀升

在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上，具備足夠實力與高度國際認可的香港，無須刻意向世界證明自己在各類競爭力排名榜上「追上」了誰，而須向人民與國家負責，實現何謂「好的城市」與「好的教育」。因此，在編制首個五年規劃的關鍵時刻，我們必須釐清：競爭力的提升，究竟是為了服務資本的積累與排名的攀升，還是為了讓城市更宜居、讓市民生活更美好、讓年輕一代在教育中成就更完整的自我？答案顯而易見。

立足自身，返本開新，以初心為尺，以自身為路，自有不可替代的競爭力與吸引力。這份規劃的真正成功，不在於它令香港在國際榜單上升了多少位，而在於能否為香港未來的發展指引出一條既服務國家大局、又堅守人民福祉的從容之路。

作者紀緯紋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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