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張美雄、李沛東

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特區政府亦已發佈首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提出對接國家戰略、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藍圖已繪，惟現實數字令人不得不正視。雖然本港高校QS排名持續攀升，但目前教育服務業對GDP貢獻僅約1.3%，「製造及新型工業」比重亦只有2.6%，遠低於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約43%的比重，可見學術實力與產業貢獻之間存在落差。如何借助五年規劃的頂層設計，破解高校科研成果向產業應用的轉化堵點，是香港邁向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關鍵命題。

高校各自為政致轉化困難

從制度層面看，香港高校要協同服務國家戰略，動機上仍受制於資助體系的結構性約束。現行以研資局（RGC）為核心的競爭性撥款機制，按照國際做法採用學者評審，過度依賴論文索引等量化指標。這種設計確實推高了國際學術排名，但同時也加劇了院校之間爭奪RGC撥款的現象，變相成為零和博弈，缺乏以整體戰略為指導的協作動機。各大院校只顧自身論文產出，無暇亦無意主動對接特區或國家的相關部署。

從0到1的基礎研究，絕對是香港高校的核心優勢。問題在於，學術指標主導的資助評價模式，難以及時回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具體表現為成果難落地的產研轉化困局。

筆者作為大灣區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一直收到不少企業與學界人士反映：部分高校科研項目產出的專利，在學術評價中表現優異，但卻難以找到市場購買承接方。一方面源於研發過程本身，科研成本高導致專利定價貴，且研究早期缺乏企業參與，最終導致技術路徑與市場需求脫節；另一方面，本港市場試錯成本高，行業壁壘化嚴重，新成果應用空間受限，構成創新成果走向從1到100的工業化應用的結構堵點。

五年規劃應擺脫論文導向

要拆解上述結構性矛盾，關鍵在於善用五年規劃的頂層制度設計，重塑香港高校科研的競賽邏輯——由論文導向轉為問題導向。

具體而言，可以探索「產業出題、高校競標」的資助項目管理模式。由產業界圍繞關鍵技術瓶頸和市場痛點提出明確需求，高校團隊競爭承接攻關任務。這套思路在內地已有成熟實踐，例如「揭榜掛帥」機制，即政府搭建平台，將企業或產業的關鍵難題以「榜單」形式公開列出，向高校和科研機構開放競爭，誰有能力誰揭榜。這樣做，正正能打破市場需求端與研發供給端之間的信息落差。

北都大學城應是制度試驗田

從宏觀規劃層面看，北都大學城具備先行先試的獨特條件。大學城不應停留於地理空間概念，更應成為制度創新的試驗田。

從功能佈局看，北都大學城三大片區功能規劃全面互補：洪水橋片區側重應用研究與人才培養，牛潭尾片區聚焦先進製造，新界北片區承載綜合性校園與基礎科研。三者結合，完全有潛力完整承接「科研—中試—產業化」的整條創新轉化鏈條。

然而，硬件配套只是第一步。更關鍵的是，要改革大學城治理模式，根治高校各自為政競爭資助的痼疾。政府應牽頭設立跨校委員會，統籌科研資源配置、平台共建和重大項目決策，推動不同高校按自身優勢領域分工協作。否則，再多實驗室也只是各自為政的延續，換湯不換藥。

「十五五」規劃為香港指明了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方向，但規劃的價值不在於寫得漂亮，而在於能否打破制度上的束縛。以五年規劃為契機，重塑科研生態、推動產研深度融合，香港才有機會將藍圖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增長動力。硬件只是第一步，制度創新才是北都大學城的真正考驗，也是香港創科的真正希望。

作者張美雄是西貢區議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碩士研究生 ；作者李沛東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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