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林偉全議員

全體立法會議員訪京，一去七日。要在緊湊行程中天天穿戴得體，收拾行裝確實費神。幸而秘書處剛趕製好立法會統一領帶，配色沉穩，正好免卻搭配煩惱。

一條領帶，讓我憶起中學時期就讀男校，每天與同學打着同一條校呔。那布條背後，承載的是與兄弟們「同撈同煲」的歸屬感。畢業近四十年，那條校呔我仍珍而重之。一條統一的領帶尚且能凝聚同窗情誼，一座城市的歸屬感，更需要強大的文化符號來維繫。

這種由集體符號凝聚的認同，在我的家庭記憶中亦有跡可尋。母親家祖籍上海，兒時常聽長輩私底下說着早已更名的舊路名，像一組只有「自己人」才懂的文化密碼。那份根植於地方的驕傲，正是歸屬感最天然的流露。

上海人有他們的「霞飛路」，香港人也有屬於我們的「大笪地」與「大排檔」。猶記得昔日上環大笪地的熱鬧墟市、街角大排檔的鑊氣與笑語，那是草根香港最真實的溫度。可惜，近年因地緣消費模式轉變與各類規管的收緊，街頭煙火氣漸失，這些承載集體回憶的日常場景，正悄然從我們的生活中褪色。

當物理空間的凝聚力減弱，我們更需要精神文化的補償，那就是我們的電影。七、八十年代，「香港製造」享譽全球，港產片中的霓虹燈與茶餐廳，構成了全球對香港的視覺圖騰，也讓幾代港人從銀幕上看見自己的故事，找到身份認同。撫今追昔，今日的香港人似乎少了這份大聲宣告的底氣，歸屬感悄然淡化。原因有很多，但我始終覺得，文化載體的式微是關鍵之一——而電影，大概是最值得我們珍視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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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文化載體中，電影大概是最能跨越年齡、階層與地域的通俗藝術。一齣港產片，可以同時打動深水埗的草根、中環的專業人士，乃至東南亞的華人觀眾。然而，本地電影業正面臨嚴峻寒冬。根據《香港電影業資料彙編2025》，去年共有275部電影在港上映，僅41部為香港電影，市佔率跌至不足15%。對比十年前年均60部以上的產量，跌幅超過三成。

數字會說話，這些數字背後反映的，也許就是香港文化論述權的失落——當我們的下一代在戲院看見的盡是荷里活與韓日作品，他們將失去用廣東話理解自己城市的鏡子。

面對這個困局，政府應發揮商界最推崇的「促成者」角色，從稅制改革、市場開拓與平台建設三方面尋找突破。

先說「引進來」。我們不妨參考英國「電影稅務減免」制度的成熟經驗——該制度成功吸引《星球大戰》系列等荷里活大片在英拍攝，帶動當地影視就業與技術升級。香港具備更靈活的金融體系與國際網絡，只要設計一套結合稅務優惠與資金配對的扶持機制，便大有機會鼓勵本地公司與海外片商合作製作電影、劇集及廣告，讓國際資金與技術在香港匯聚。

再講「走出去」。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香港電影不可忽視的戰略腹地。如果政府能積極與廣東省磋商，爭取放寬合拍片配額與簡化審批流程，港產片在8600萬人口的大灣區市場站穩陣腳並非奢望。試想想，一部以中環辦公室為背景的港產喜劇，能在深圳、廣州、東莞的戲院同時引發笑聲與共鳴，這不就是文化融通最直接的體現嗎？同時，設立海外推廣基金，資助翻譯、配音及發行，支持導演赴中東、東南亞拍攝合作項目，我相信能將香港故事帶向更廣闊的世界。

長遠來看，要重建香港作為東方荷里活的文化話語權，一個具國際影響力的電影平台不可或缺。我建議政府以「香港國際電影節」為核心，向中央爭取支持，推動內地電影公司積極參與，並考慮在大灣區各市輪流或共同舉辦，以擴大輻射面。與此同時，若能夠參照康城、柏林、威尼斯三大電影節及奧斯卡金像獎的做法，優化獎項設置，聘請具國際聲望的業界人士組成評委會，相信香港國際電影節可以逐步成長為優秀國產電影與港產片走向國際的重要橋樑。特區政府與大灣區各城市政府若能各自牽頭，發動影視業界提供製作、場地、資金及宣傳等全方位支持，這個平台做大做強便指日可待。當全球影人每年聚焦香港，這座城市的文化自信與歸屬感，便有了最堅實的立足點。

一條會呔繫着議會的尊嚴，一套好電影能繫住人心。我不是搞藝術的也不懂拍戲。我只是相信，一座城市要先講好自己的故事，才能去講國家的故事。香港的歸屬感，從來不是一座孤島的自我感動，而是大灣區、是「一帶一路」、是國家對外講好中國故事時，最自然、最動人的一塊拼圖。

作者林偉全是第八屆立法會功能界別（商界（第一））議員，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成員，香港出口商會理事，香港總商會亞洲、非洲及中東委員會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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