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羅浚軒

一名13歲少女為了在「小紅書」打賞，多次偷取母親手袋中的鑰匙打開夾萬，盜走38萬港元。事件令人震驚，也再次把社交媒體對未成年人影響的問題推上風口浪尖。若仍把這類個案視為「個別事件」，恐怕是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當智能手機早已成為年輕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社交媒體亦不再只是聯繫世界的工具，而逐漸變成一個混合娛樂、比較、消費、情緒刺激與身份認同的高吸引力空間。對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而言，這個空間既有可能提供資源，也可能成為吞噬時間、心力與未來的黑洞。

不過，問題從來不只是「青少年自制力不足」這麼簡單。若只把責任推向個人，既不公平，也無助解決結構性風險。社交媒體成癮、網絡欺凌、沉迷打賞、學業荒廢、情緒困擾，往往不是單一因素造成，而是平台設計、家庭環境、同儕壓力、教育制度與心理發展階段交織而成的結果。從一名社工學生的角度看，與其急於簡化為「壞習慣」，不如承認這是一個涉及公共健康、家庭教育、數碼治理與青少年發展的複合議題。

社交媒體不是洪水猛獸

社交媒體並非全然負面。對大專學生，尤其是傳媒、社會科學、寫作與公關等需要長期接觸資訊與公共討論的學科而言，社交媒體其實也是學習工具。它可以幫助學生追蹤時事、建立人脈、觀察公共議題、訓練媒體素養，也能作為內容創作和社會參與的平台。問題不在於「用不用」，而在於能否批判性地辨識內容、分辨資訊真偽、控制使用時間，並避免使用方式影響情緒、睡眠與日常生活。這正是社交媒體監管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點——平台本身不是中性的。打賞、無限滾動、短片推薦、即時回饋、排行榜、社交比較——這些設計也都不是偶然，而是為了延長停留時間、提高互動率和促進消費。

對成年人而言，這些設計已足以構成心理拉扯，對於處於身份探索與情緒敏感期的青少年而言，吸引力更是倍增。若再加上家庭疏於陪伴、學校壓力沉重、同儕競爭激烈，社交媒體便很容易變成逃避現實與尋找認同的出口。因此，社交媒體成癮不能只理解為一種「個人壞習慣」，更應被看作平台機制與成長需求錯配的結果。這也是為何不少青少年表面上只是「機不離手」，背後卻可能同時隱藏着學業問題、家庭衝突、情緒低落、睡眠不足，甚至自我價值感低落。若只針對表面行為，而不處理深層成因，政策很容易治標不治本。

青少年處於心理脆弱期

要理解青少年與社交媒體的關係，心理學理論提供了重要視角。心理學家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指出，青少年正處於「身份認同對角色混亂」階段，這是一個對自我、群體與未來定位高度敏感的時期。他們渴望被看見、被接納、被肯定，也急於建立屬於自己的身份。社交媒體恰好提供了即時回應的機制：點讚、留言、追蹤、轉發、打賞——這些都會讓青少年感到自己「被承認」。但這種承認是脆弱的，因為它高度依賴外部回饋。美國心理學家Abraham Maslow（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亦能補充這一點。

當青少年在歸屬感、尊重需要，甚至安全感上出現缺口時，社交媒體便容易成為代償工具。若家庭支持不足、校園人際關係緊張、學業壓力過重，平台便可能變成他們尋找情感連結和身份確認的主要場所。這也解釋了為何部分沉迷社媒的年輕人，不只是「多看了幾個視頻」那麼簡單，而是正在以網絡使用填補現實生活中的缺口。這種理解很重要，因為它提醒我們：如果只用「禁」來回應，卻沒有同步培養判斷力、自我調節與情緒管理能力，青少年未必真的得到保護。相反，他們可能只是把使用行為轉移到更隱蔽的平台、更難監管的方式，或其他成癮形式，例如網絡遊戲、短視頻、消費主義式追星，甚至以更高風險的方法逃避壓力。

澳法英經驗證政府須介入

近年全球對未成年人社交媒體使用的管控明顯升溫。澳洲率先在2025年底實施禁止16歲以下使用主要社交媒體平台的措施，成為全球最早採取全面年齡限制的國家之一。法國亦已通過法案，禁止15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並計劃分階段實施。英國則正研究類似方向，擬限制平台向16歲以下人士提供高風險功能，並要求平台承擔更高法律責任。這些國家都反映出一個共識：未成年人在數碼環境中需要特別保護，而責任不能只由家庭和學校單獨承擔。

但外國經驗的意義，不在於證明「禁令一定成功」，而在於提醒社會：如果平台風險已經相當明顯，政府不能再完全袖手旁觀。澳洲模式的核心，是將責任直接壓在平台身上，透過高額罰則迫使其執行年齡驗證、移除未成年帳戶及限制使用。然而，近期亦有不少研究和現實反應指出，全面禁令並非萬靈丹。部分未成年人會謊報年齡、借用家長帳戶、使用VPN，或轉向較難監管的新興平台。換言之，禁止不一定等於切斷，反而可能將使用行為推向更隱蔽的空間。這也是全面禁令最大的問題：它未必真正消滅風險，只是改變風險的形態。平台仍然存在，社交需求亦不會消失，只是從公開空間移至更難監察的角落。若制度只重視排除，而忽略能力建構，青少年一旦離開保護期，可能仍缺乏面對網絡風險的能力。

香港不能只停在提供指引

反觀香港，目前的政策取態仍偏向審慎而保守。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已明言，現階段無計劃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但對向平台提供指引、減少不良內容影響青少年，持開放態度。這個態度本身並非全無道理。畢竟香港使用的主流社交平台多來自境外，本地立法在執行上存在跨境難題，單靠香港一地也未必能完全落實年齡驗證或平台下架機制。然而，若香港只停留於「更新健康指引」和「成立諮詢小組」，而沒有進一步具體措施，恐怕難以真正回應問題。

過去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面對數碼平台與青少年網絡風險，單靠自律或道德呼籲遠遠不足。政府若認為現階段不宜立法，至少也應先推動跨部門協作，建立更清晰的教育、指引和介入機制。事實上，教育局已經有媒體和資訊素養的學與教資源，涵蓋辨別資訊真偽、善用社交媒體、拒絕網絡欺凌和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等內容。這說明香港並非完全沒有基礎，而是需要將這些零散資源進一步制度化、課程化和常態化。若能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教育局、衞生署、社會福利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等部門共同合作，針對青少年網絡使用、情緒健康、網絡欺凌與私隱風險設計更完整的指引，學校和家庭將更容易落實。

民意撐禁令但有世代分歧

近期一項本地調查顯示，61.8%受訪市民支持立法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家長支持率更高達76.3%。市民最擔心的風險包括網絡成癮影響日常生活及學業，以及網絡欺凌和騷擾。這些數字顯示，社交媒體帶來的風險已經不是抽象議題，而是被相當多香港家庭切身感受到的現實。不過，調查也反映出明顯的世代分歧。18至29歲受訪者中，超過一半反對立法，30至39歲群體支持率亦不足半數。這說明年輕一代對「網絡自主」的重視程度更高，對以法律直接限制使用持保留態度。

這種分歧並不難理解：對較年長群體而言，社交媒體是風險源；對年輕人而言，它亦是社交空間、資訊來源、創作平台與身份認同的重要場所。民調還顯示，不少市民認為社交媒體平台本身應負主要責任，其次才是父母與政府。這其實很有啟發性。它說明公眾已開始意識到，問題不只是孩子「愛玩手機」，而是平台設計已深度介入青少年生活。若政策只要求家庭自我約束，卻不要求平台承擔更多責任，便容易失衡。另一方面，調查亦顯示不少受訪者更支持平台提供更好的家長控制工具，而不是單純限制每日使用時間或禁止演算法推薦。這反映市民傾向接受「有配套的管控」，而非抽象而單薄的禁止。

正向管教比單純責罵更重要

如果說平台層面的責任是第一層，家庭層面則是第二層，而且往往更關鍵。社交媒體成癮不是單靠政府法例就能解決的。父母是否也長期沉迷手機、是否能與孩子建立良好溝通、是否能以身作則，對孩子影響極大。很多時候，青少年不是不想自律，而是缺乏一個可模仿的健康數碼生活模式。這裏可以引入美國Diana Baumrind的父母管教模式。她提出的四種教養模式中，最有利孩子成長的是權威型教養，也就是兼顧高要求與高接納的「恩威並重」。這種模式不是放任，也不是嚴厲壓制，而是在清晰規範下提供溫暖與理解。對社交媒體使用而言，父母若只懂得罵，只會令孩子更抗拒；若能設立合理界線，同時傾聽他們的需要和壓力，效果會更好。

正向管教的核心，正是從「管教」走向「理解」。與其單純說「不要再玩手機」，不如和孩子一起討論：平台為何讓人停不下來？哪些內容會影響情緒？哪些時間不適合使用？如何分辨資訊真假？如何避免被同儕壓力或網絡比較牽着走？這些問題比單純禁止更能培養能力，也更符合青少年成長需要更重要的是，父母本身也要避免成為「反教育」的示範。若家長自己整天低頭滑手機，卻要求子女節制，說服力自然不足。孩子會從父母身上模仿行為，而不是只聽道理。這也是為何家庭教育不能只靠命令，而要靠溝通、陪伴與榜樣。

學校需要建立清晰支援制度

除了家庭，學校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青少年每天大部分時間處於校園環境，若學校不介入，單靠家庭很難處理全面而持續的數碼使用問題。學校應把數字素養教育納入常規課程，不只是教學生分辨假新聞，更應教他們理解演算法、辨識內容操控、處理情緒誘因，以及面對網絡欺凌時如何求助。

學校也應建立更清晰的支援制度。當學生出現明顯沉迷、情緒低落、社交退縮、學業退步或被網絡欺凌時，老師、輔導人員和社工應能及早介入，而不是等問題惡化才處理。尤其在競爭激烈的教育環境中，部分學生轉向社交媒體尋找出口，本身就可能反映其學業壓力、人際孤立或家庭問題。學校若能及早識別，便能更有效回應。這也說明，社交媒體問題不是單一政策可以解決，而是一個需要家校社政多方合作的系統性議題。政府可提供框架，學校可提供教育，家庭可提供支持，平台可提供技術配套。四者缺一不可。

在可控範圍內學會自我管理

如果一刀切禁令未必有效，那麼香港應走向何種方向？答案不是完全不管，而是更精細、更有層次的治理。與其全面禁止，不如考慮年齡分級管理、功能限制、時間管理、家長控制工具、內容預設保護和算法透明度等措施。這種做法不一定比禁令更「硬」，但更可能落地，亦更符合香港作為高度國際化城市的現實。內地的治理經驗，某程度上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它不只是用年齡門檻和時長限制把未成年人隔離在外，更透過「青少年模式」、內容分級、推薦調整和平台責任，把保護機制嵌入產品和算法設計之中。

換言之，重點不是完全切斷接入，而是在可控範圍內讓青少年逐步學會自我管理。這種剛柔並濟的思路，未必可原封不動搬到香港，但其「能力建構」的方向，值得參考。社交媒體監管的真正難點，不在於要不要保護，而在於如何保護。若只追求短期可見的效果，一刀切禁令似乎最簡單；但若從長遠看，希望青少年在開放世界中成為能夠判斷風險、管理誘惑、理解自己的人，那麼單靠禁止就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在安全邊界內培養能力，讓孩子學會在誘惑中辨識、在衝動中停步、在壓力中自我調節。

讓「保護」與「賦權」並行

我們不能否認，社交媒體有風險，而且風險已經真實地影響到不少家庭。有人擔心成癮，有人擔心欺凌，有人擔心不良資訊，有人擔心子女沉迷打賞甚至偷錢。這些都不是杞人憂天。但若因此就認定青少年只能被動接受封鎖，亦未免太悲觀。未成年人不是只有脆弱的一面，他們也有學習與成長的潛能。政策真正要做的，不只是保護他們免受傷害，更是幫助他們逐步建立面對風險的能力。

從比較政策、心理發展、家庭教育和公共治理四個角度來看，香港最需要的不是空泛口號，而是務實而有層次的制度設計。政府可不必急於全面禁令，但不能只停留在指引；平台不能只求利益最大化，卻不承擔風險責任；學校不能只重學業成績，卻忽略媒體素養；父母不能只要求孩子自律，卻不反省自己的使用習慣。只有當這四個層面同時動起來，青少年才有可能在數碼世界中既被保護，也能被賦權。

說到底，社交媒體不是洪水猛獸，但也絕不是無害玩具。它是一個深刻重塑青少年生活的環境，而每一個環節，包括平台設計、家庭教養、學校教育、政府監管，都在塑造下一代如何與世界互動。面對這場改變，我們需要的不是單一答案，而是一套兼顧保護、教育與成長的治理思維。香港若仍只停留於「更新指引」與「成立小組」，恐怕很快就會再次落後於問題的速度。真正負責任的做法，不是等問題爆發後才補救，而是及早建立能夠陪伴青少年成長的制度、文化與支持網絡。

作者羅浚軒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學位，現正修讀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工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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