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葉浚生

筆者早前在「01論壇」撰寫《五年規劃核心命題——憑藉甚麼創造獨特新價值？》，初步探討「規則與市場」；接下來，筆者想進一步釐清「新興產業」的廣闊定義。除了初露頭角的嶄新行業，部分產業縱已發展多年，只要其技術標準、商業模式及監管制度仍在摸索成形，亦應歸類其中；又或如生命科技、商業航天及部分人工智能應用般，需要龐大前期投入，且研發與回報周期漫長，同樣屬於此列。換言之，界定產業是否「新興」，關鍵在於其市場環境與制度條件是否仍處於成長階段。

為新興產業拆牆鬆綁

固然，安全、私隱、公平競爭與公共責任等底線，在任何時候皆不容妥協。然而癥結在於，現行監管制度多為成熟產業量身訂造：產品類別固定、風險有史可鑑、企業具備有形資產作抵押，且市場有充足的往績可供參照。反觀新興產業，往往具備跨界別、快速迭代、高度依賴無形資產及缺乏早期數據等特質。若將成熟產業的規則生搬硬套，表面上看似一視同仁，實則恐令新技術在證明自身價值前，便已遭高昂的制度成本拒諸門外。

當然，「創新」絕非規避監管的藉口。新興產業真正需要的，是一套與風險相稱、能隨技術演進靈活調整，且具備高度可預期性的監管框架。制度應讓企業清晰掌握底線所在、明瞭過關所需的實證，以及進入下一發展階段的確切條件。政府的當務之急，在於主動審視並摒棄已然失效的舊有制度假設，為真正具備實力的企業拆牆鬆綁，讓其在市場競爭與真實測試中證明自身價值。

規則改革需要整體統籌

新興產業所面對的監管規則，往往零散分佈於數據使用、技術測試、政府採購、融資及市場准入等不同環節，並由各個職能部門與機構分別把關。在這種「孤島效應」下，即便單一環節的規則得以拆牆鬆綁，若上下游環節相互脫節，企業依然難以將科研成果順利轉化為市場應用。

香港正在制定首份五年規劃，這恰好為全面檢視監管生態提供了一次絕佳契機。倘若該規劃僅是將現有政策、資助基金、創科平台與工程項目作堆砌彙編，或單純條列政府屬意的重點產業，其戰略作用將大打折扣。五年規劃的核心價值，理應在於精準識別並破除窒礙未來發展的制度壁壘，促使各部門打破各自為政的局面，圍繞共同的產業目標協同發力。

香港目前並不缺乏政策工具，但企業的成長軌跡必須穿越由不同部門、各異規則及多重政策目標交織而成的「政策迷宮」；而企業在前一環節（如技術測試）所獲得的官方認可，往往無法順理成章地成為下一環節（如政府採購或融資）的通行證。如何打通這些關卡，正是整體統籌必須解決的核心癥結。

政策有所突破難在接通

近年的政策發展，其實已反映政府逐步掌握到問題的核心。以《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便利措施為例，其將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重點由六項減至三項，並將備案文件查驗時間壓縮至十個工作天，這項突破證明了香港絕對能在保障數據安全的前提下促進流動。然而，人工智能、醫療、金融與物流所涉及的數據性質、法律責任與風險各異，標準合同僅僅是個「入口」；企業更需要一套整全的制度環境，協助其判斷數據是否可用、如何安全使用，乃至相關責任是否合情合理、能否順利承擔。

另一方面，2026年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亦帶來重要啟示。該計劃將銀行、證券、保險、強積金及儲值支付工具等多個金融領域納入同一受控測試框架，顯示監管機構正嘗試擺脫各自為政的局面，走向跨部門協作。更深層次的現實是：新技術所帶來的風險，往往不會按照政府既有的部門分工整齊劃界。制度若要真正配合創新，就必須圍繞着「同一項技術」與「同一個實際應用」進行跨域協調，絕不應讓企業被迫充當不同部門之間的「駁線員」。

同樣地，知識產權融資沙盒的出現，也印證了傳統制度正面臨新經濟的嚴峻挑戰。創科企業的核心資產大多集中於專利、軟件、演算法、數據與合約，傳統的廠房與機器等有形資產反而有限。香港在2025年底推出的沙盒，成功集合了銀行、保險、資產估值、法律及其他專業力量，嘗試協助企業以知識產權進行融資。這個沙盒的意義早已超越新增一項貸款產品，而是直接觸及金融體系如何重新理解「企業價值」的根本命題。試想若科研政策一邊鼓勵企業創造無形資產，融資制度卻依舊死守着有形抵押品的風險審查邏輯，兩者之間便必然會產生無法彌合的斷點。

制訂值得檢驗的規劃指標

上述種種案例表明，香港確實已啟動多項前瞻性改革，政策工具箱日益充實。然而，下一步的關鍵在於這些改革能否有效串聯，真正護航企業從研發順利邁向市場。當前的政策討論往往過度拘泥於部門本位：創科部門管資助、監管機構管風險、公營機構管採購、金融機構管融資，專業服務則包辦出海支援。儘管各方看似各司其職，但只要大家採用的分類標準、舉證要求與成效評估各行其是，企業終究只能在重重制度壁壘前反覆碰壁。

因此，香港正在制定的首份五年規劃，首要之務是破除一種根深蒂固的施政迷思：以為只要各部門各自達成KPI，整體產業發展便會水到渠成。事實上，新產業的孕育涉及科研、測試、監管、市場、融資、保險與國際化等無數互相依存的環節。政府既不需要對企業進行微觀干預，更不必事無大小便盲目新設機構；但五年規劃必須硬性要求各部門跳出舒適圈，改以企業與產業的「完整經歷」出發，全面檢視有哪些審批程序重疊、有哪些資歷認證互不相認、哪些監管規則相互掣肘，乃至有哪些新興風險至今仍處於無人承擔的真空地帶。

更進一步來看，政策成效的評核標準，也必須果斷由「投入導向」轉向「成果導向」。批出多少資助、搭建多少平台、舉辦多少場配對活動，固然能反映政府的施政積極性，卻不等同於產業已經成形。五年之後，真正值得我們去檢驗的指標應當是：企業所面對的制度不確定性是否切實降低？本地科研成果是否更輕易轉化為商業產品？新技術能否順利獲取市場信任、融資與保險支持？香港的專業服務能否在企業面臨決策前及早介入以化解風險？這些實質突破，才是印證各項政策有否真正「打通」的唯一試金石。

作者葉浚生是民思政策研究所地區幹事，元朗分區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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