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香港近年積極推動建設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政策方向相當清楚，就是吸引更多非本地學生來港，提升院校國際化程度，並配合香港整體人才政策。往年《施政報告》曾提出成立「留學香港專班」，由教育局牽頭，聯同不同部門及大專院校，加強在全球推廣香港高等教育，並透過獎學金等措施，重點吸引東盟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優秀境外學生。

「留學香港」品牌需可持續

收生安排亦正進一步放寬。由2026/27學年起，資助專上院校自資修課課程的非本地生上限將由相當於本地學額的40%提升至50%，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超額收生自資學額上限亦會由100%增至120%。這顯示香港正以更積極的政策力度，推動「留學香港」品牌。

問題在於，招生擴容可以迅速拍板，但住宿供應和配套建設卻需要時間跟上。若香港一方面希望吸引更多非本地學生，另一方面卻未能提供穩定、可負擔而有基本保障的住宿安排，高教擴容便容易停留在收生層面，甚至把壓力轉嫁到社區租務市場。這不只是學生生活問題，更是高教政策能否持續的問題。

擴容不應忽略學生住宿

官方數字已清楚反映壓力。近年香港大專院校非本地生人數持續上升，香港專上課程的非本地生人數，已由2022/23學年的5.45萬人，增至2024/25學年的7.93萬人。隨着政府加強推廣「留學香港」，並於2025/26學年進一步擴大學額，有關數字預料仍會上升。

但與此同時，宿位供應明顯未有跟上。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香港在2024/25學年的學生宿舍單位總數約為4.4萬個，全日制本地及非本地本科生和研究生卻多達19.2萬人。供求差距之大，足見學生住宿問題已非個別院校所能自行消化。

換言之，香港面對的並不是零散的宿舍短缺，而是高教擴容下整個專上教育體系的結構性缺口。若政策只着眼於增加收生，而未同步處理住宿承載力，高教國際化與城市承載能力之間的落差只會進一步擴大。

補位以外需要住宿新方案

近一年政府已開始回應問題。發展局和教育局已於2025年推出措施，鼓勵市場把現有商業樓宇改裝作學生宿舍，藉此增加供應，鞏固香港作為教育樞紐的地位。當局其後進一步表示，該計劃旨在透過放寬部分發展管制，便利市場把現有商廈改裝為學生宿舍，並研究預留新土地興建新宿舍。

這類措施方向正確，因為它承認短期內難以單靠新建大學宿舍應付需求，而必須善用市區現有樓面。不過，若討論只停留在如何騰出多少樓面、增加多少床位，仍然是把住宿理解為一個純粹數量問題。事實上，學生住宿同時涉及院校支援、社區承載、租務保障，以及非本地生如何真正進入香港社會。若只着眼於補位，便很難把宿舍政策轉化為高教政策的一部分。

因此，香港需要的不只是短期補缺，更是對學生住宿的重新理解。宿舍既是居所，也是學生接觸城市、建立生活網絡和形成社會經驗的起點。尤其對初到香港的非本地生而言，住宿環境很大程度決定了他們如何理解香港這個地方，而不只是如何完成一個學位課程。

把宿舍變成融入香港平台

正因如此，未來若規劃大型學生宿舍或改裝項目，值得更積極思考「社服共居」的可能。所謂共居，並不是簡單把不同用途放進同一幢建築，而是透過空間與服務設計，將住宿、社區接觸與公共服務結合起來。

例如，在地段合適並符合規劃與牌照要求的前提下，可考慮把學生宿舍的低層樓面規劃作社會服務設施，例如長者或殘疾人士社區照顧服務或院舍、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嬰幼兒服務，以及社區健康支援空間等；上層樓面則用作學生宿舍。這樣的安排至少有幾方面好處。

首先，它可避免把學生住宿完全封閉於校園或商業式管理之中。對不少非本地生而言，在港生活往往局限於校園、課堂與同儕圈子，與本地社區接觸有限。若住宿空間本身就與社區服務相鄰，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便較容易與香港社會產生實際聯繫。這種聯繫未必一定十分顯眼，卻正因源於日常，反而更有助他們建立對香港社區的具體理解。

其次，這類共居安排亦有助提升社區對學生宿舍的接受程度。現時一談到學生宿舍，不少地區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人流、租金及管理問題。若宿舍項目本身同時提供社區可見、可用的社會服務，便較有機會讓附近居民理解，相關發展不只服務外來學生，也能回應地區需要。這未必足以消除所有爭議，但至少能改變學生宿舍只會單向增加地區負擔的觀感。

連結住宿與專業訓練

共居模式更重要之處，在於它可以成為高教課程與社區需要之間的橋樑。若樓下設有安老、青少年、幼兒或社區健康等服務設施，部分學科便可在有清晰安排和專業督導的前提下，把相關服務單位納入實習、服務學習或實踐訓練的一部分。

以社工、護理、幼兒教育、心理學、復康服務、特殊教育，以至公共衞生和建築及園境學等學科為例，學生本來就需要在真實社區場景中學習。若住宿空間與社區服務設施結合，便可形成較穩定的實踐平台。對非本地生而言，這種制度化參與尤其重要，因為它能讓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更快理解香港的社會服務制度、社區文化及跨代處境，而不是把在港生活局限於課堂與租屋之間。

即使並非上述專業訓練導向的學科，學生參與社區服務本身，也是一種公民學習過程。大學教育不應只着重專業知識和就業技能，亦應包括對社會的認識、對公共事務的理解，以及與不同社群相處的能力。從這個角度看，服務社會不只是個別學科的實務延伸，也可以是通識教育的一部分，讓學生在日常參與中培養公共意識與社會責任感。

當然，這種安排不應被理解為以學生補充正式社福人手，更不應把服務學習簡化為以宿位換取勞務。其前提必須是具備專業監督、清晰的學習目標和合理的時數安排，亦要明確區分哪些工作屬教育訓練，哪些屬服務崗位。若制度設計得宜，這類模式既可提升學生的在地經驗，也可讓宿舍不只是居住空間，而成為學習和融入香港的起點。

北都大學城應重視宿舍

若說商廈改裝和共居模式主要回應的是短中期需要，那麼從長遠來看，北部都會區大學城的規劃，才是更關鍵的考驗。政府已預留洪水橋／廈村、牛潭尾等地，用作發展北都大學教育城、第三所醫學院及綜合醫教研醫院。行政長官亦指出，北都大學城將以「一城五元素」的概念作規劃建設。這意味北都不只是新增一塊院校用地，而是香港未來高教發展的一次重新布局。

問題在於，若規劃思路仍沿用過去做法，把教學樓、研究設施和交通網絡放在前面，再把學生宿舍視為稍後補上的配套，香港很可能只是在新區重演舊區的老問題。

現時規劃方向提出，鼓勵不同院校共同使用學生宿舍、體育康樂及社區生活配套，以提升土地使用效率，並促進跨校交流；而在北都校舍落成前，政府亦透過「城中學舍計劃」積極在校園外覓地，以紓緩非本地生宿位緊張。這些措施固然反映當局已意識到住宿問題，但更關鍵的是，學生宿舍應被視為大學城的基礎設施之一，而非附屬配套。

道理其實不難理解。新校舍可以透過分期興建逐步落成，但若宿舍供應長期落後，學生便會被迫向外尋找住處，令原本希望在新區形成的教學與生活社群被打散，也把交通和租住壓力轉移到其他地區。若北都真要承擔香港未來高教擴容的功能，宿舍就應與教學、商業、交通及社區設施一併規劃，而不是留待日後修補。

公私營模式不能缺少監管

在發展模式上，政府亦應採取務實取向。面對龐大的宿位需求，單靠公帑和個別院校自行興建，未必足以應付。若北都大學城及其他大型宿舍項目要加快推進，研究公私營合作模式是合理方向。無論是具規模的本地發展商、駐港國企，還是具學生宿舍營運經驗的機構，只要符合政策要求，都可納入研究範圍。

但公私營合作不應只是一句方便的融資口號。若政府要引入私人或半官方資本參與學生宿舍建設，便必須先處理幾個核心制度問題。

其一，是用途限制。相關項目必須清楚訂明以專上學生住宿為主要目的，避免日後偏離政策原意。其二，是租金及收費框架。若宿舍最終定價遠超一般學生可負擔水平，即使供應增加，也未必能真正回應實際需要。其三，是營運監管與服務標準，包括安全、消防、管理及學生支援。近期已有自稱學生宿舍的處所因涉及無牌經營而被檢控，反映這個市場若缺乏清晰規範，相關風險不容低估。

換言之，引入國企與地產資本可以是一種方法，但不能取代公共政策本身。關鍵始終在於，政府能否透過清晰的地契條款、牌照制度、收費要求及營運規範，確保宿舍供應是服務教育政策，而不是淪為另一種高價租住產品。

住宿治理不能只追數字

最後，學生住宿問題不能只從供應端理解，更須回到整體治理層面。現時各院校大多自行處理住宿安排，規模較大的大學或許仍有一定議價能力，但規模較小的自資院校，往往較難在市場上爭取合適而穩定的住宿資源。長遠而言，政府與院校可研究建立更有系統的住宿協調平台，以整合資訊、提升議價能力，並加強對校外學生住宿的基本認證與支援。

租務保障同樣不可忽視。對初來港的非本地生而言，香港租務市場存在明顯資訊不對稱，語言、法規與市場慣例都未必熟悉，因而較易成為不良中介或不當租約安排的受害者。院校有需要提供更完整的支援，例如認可租盤資訊、基本租約審閱、糾紛轉介及風險提示。若住宿只被視為私人問題，最終影響的將不只是個別學生的居住經驗，更會直接左右他們對香港教育制度和城市環境的整體印象。

香港要建設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不能只着眼於收生數字與大學排名，更要問這座城市是否已準備好承接更多學生在港生活的基本需要。宿舍供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願意把住宿真正視為高教政策的一部分，從短期補位、共居創新，到北都規劃與公私營合作制度設計，作出更完整的重新思考。只有當香港能在不擠壓本地民生資源的前提下，為學生提供有保障、有質素、亦能連結社區的居住安排，高教擴容才不會淪為一句只停留在收生層面的政策口號。

作者馮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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