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賴泳恩

「Save Danny」事件繼續發酵，被稱為「非常父母」的曾先生及關小姐為幼子Danny向高等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在庭外哭訴社會福利署違反父母意願，強制為嬰兒接種疫苗，又質疑收容所照顧不善，令Danny健康轉差云云。表面看，這是一對父母與幼子分離的悲情故事。但如果只被眼淚牽着走，便很容易忽略整件事最重要的一點：法律要保護的，首先不是父母的感受，而是孩子的安全。

根據社署早前回應，Danny個案經多專業人士評估後，被認為屬疏忽照顧。社署綜合考慮男嬰安全、最佳利益、家庭背景、生活狀況及潛在風險後，向法庭申請保護令。法庭其後發出為期三年的保護令，由社署安排Danny在留宿幼兒中心接受專業照顧。這並非一句「政府搶仔」就可以抹黑的程序，而是香港兒童保護制度下，經法庭把關後作出的安排。

在本港法律下，父母權並不是絕對權。第213章《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容許少年法庭在信納兒童需要受照顧或保護時，委任社署署長為法定監護人，或作出其他照顧安排。相關情況包括兒童曾受忽略、健康或福利受損，甚至是看來相當可能受到忽略或損害。換言之，法庭不是在判斷父母有沒有愛，而是在判斷孩子是否安全。

曾先生及關小姐替Danny申請人身保護令，法律焦點亦不是「父母是否傷心」，而是Danny現時被看管是否有合法依據。人身保護令本質上是處理涉嫌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的特殊補救，法院會審視拘留或看管是否有正當法律理由。若Danny是根據法庭保護令由社署照顧，父母單靠情緒控訴，很難推翻原有法律基礎。

事件中最具爭議的，是曾先生及關小姐指控社署違反他們意願為Danny接種疫苗。但問題是，嬰兒接種基本疫苗，本來就是兒童健康保障的一部分。父母可以查詢風險、提出醫學疑問，但不能以陰謀論式恐懼或極端個案，全面否定常規醫療。尤其Danny的出生紀錄、身份確認、醫療跟進本身已引起公眾關注，在這種背景下，社署及醫護按專業判斷處理，並不應被簡化成「迫害父母」。

同樣，曾先生及關小姐質疑收容所照顧質素，也要分開兩件事看。第一，收容所照顧是否有改善空間，當然可以監察。第二，這是否等於曾先生及關小姐必然適合即時取回Danny，答案卻未必。嬰兒發燒、皮膚敏感或餵奶不順，不必然代表收容所失職。相反，如果曾先生及關小姐對疫苗、藥膏、醫療護理長期抱有非理性抗拒，甚至傾向以所謂「天然療法」取代基本醫學照顧，法庭更有理由審慎處理。

更不能忘記的是，曾先生及關小姐並不是單純因為「想自己湊仔」而被介入。公開資料顯示，事件初期Danny仍未領取出世紙，社署及入境處需要跟進；政府亦表示最關心的是嬰兒健康與安全，並曾多次嘗試接觸曾先生及關小姐，希望安排嬰兒接受健康檢查及評估。這些背景，正正顯示事件不是普通家庭爭執，而是涉及身份、醫療、照顧能力及兒童安全的綜合風險。

父母當然可以愛孩子，但愛不是免責金牌。若父母拒絕配合身份核實、抗拒基本醫療、生活狀況不穩，又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照顧方案，社會便不能只因他們哭得傷心，就把一名嬰兒重新交回高風險環境。兒童不是父母的財產，更不是父母信念的實驗品。

真正要「Save Danny」，不是盲撐曾先生及關小姐，也不是盲撐政府，而是把Danny放在中心。法庭頒下三年保護令，並不代表曾先生及關小姐永遠無機會重建照顧關係；若他們日後能配合社署、接受醫療建議、改善生活安排，法庭仍可按情況再作考慮。但在風險未消除前，把Danny交由專業人員照顧，正是保障他生命與健康的必要做法。

眼淚可以令人同情，但不能取代證據。親情值得尊重，但不能凌駕兒童福祉。這場風暴的核心，從來不是「父母有多可憐」，而是「Danny是否安全」。只要這個問題仍有重大疑問，社署介入和法庭保護令，便不是殘忍，而是責任。

作者賴泳恩是執業律師，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委員及上訴委員會（房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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