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楊思毅

2026年10月3日，美國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校長Kotlikoff發表影片聲明，表示想到Jane Doe的遭遇便感到心痛，承諾大學「必須做得更好」。聲明裏有心痛，有承諾，卻沒有一句直接對她說的「對不起」。

名校先保機構處理手法惹爭議

2024年10月，一名女學生指控，她在兄弟會派對上被誘使飲酒、被施壓吸食氯胺酮，並在無法表示同意的狀態下，遭七名成員性侵。被指控者否認，檢察官最初決定不起訴。2026年9月，她入稟民事訴訟，全美嘩然，案件重開調查。

據《紐約時報》取得的文件，警員把她的口供濃縮成六頁，刪去了「我被強姦」的說法；大學亦曾改口，承認只向檢察官提供她的口供和一張截圖。

讀到這些報道，我感到難過，也有點不安，因為這套處理手法，我並不陌生。一間名校走到這一步，背後更像有一套信念在運作：先保住機構，再處理人。

「家醜不出外傳」信念根深蒂固

「家醜不出外傳」這套信念，華人一點也不陌生。它也叫「息事寧人」、「照顧組織聲譽」、「一人少句」。

由在本地學校讀書、前線教學、擔任中學校董，到創辦JUST FEEL感講，這些年我接觸過很多校長、老師、董事和機構管理者。大部分人都真心為學生好，但面對學生的情緒和行為問題，很多人的第一個念頭都是：最好「不要有投訴，不要有手尾，不要弄傷」。這套想法沒有寫進校規，卻代代相傳，由大學到小學都有。我自己也曾經這樣想。組織創傷的研究指出，受傷的機構會收緊邊界，重要的問題人人知道，卻沒人說出口。

香港校園未必常有性暴力，欺凌卻並不少。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一個團隊追蹤了2,547名學生，初步結果顯示，約15.9%長期受欺凌，情況一直沒有明顯改善；學生報告捲入欺凌的程度，亦普遍高於家長所知，男生尤其傾向把委屈吞下肚。欺凌的傷害也不一定比性暴力輕，創傷因人而異。

當孩子不說、大人不問、學校不想張揚，「家醜」就真的沒有外傳，傷害卻在裏面發酵，最後東窗事發，聲譽一樣保不住。

這套舊信念背後有真實的需要：機構想要穩定，校長想保護學校。只是用掩蓋去滿足這些需要，代價往往落在最無力的人身上。要轉化它，我想談三道防線：情緒教育、修復式正義和機構勇氣，最後一道，必須由手握最多權力的人開始。

第一道防線：讓孩子敢講、識講

「家醜不出外傳」最先教會孩子的，是沉默。孩子不向大人求助，通常因為「唔敢講」，或是「唔識講」。前者要靠大人營造權力差異較小的環境，後者要靠持續練習。JUST FEEL感講相信，溝通能力要一步步建立：先認得感受，再明白需要，最後看見權力差異。

我們在小學推動社交情意教育和善意溝通，其中一個日常做法，是在課室放「感受需要卡」和「感受之輪」。老師用感受之輪請同學說說心情，不少人選了「害怕」和「壓力」。老師聽下去，才知道早上校巴發生了小意外，有同學仍然驚魂未定；也有同學快要考試，壓力很大。孩子有了詞彙，大人才有機會及早接住。港大團隊亦發現，社交情緒能力每上升一個程度，學生被欺凌的機會降低近三成。

同理心不會在入大學那天突然出現，要由小練習。孩子在小學學會說「我不舒服」，長大後才較有能力說「不」，也較能聽見別人的「不」。

第二道防線：由懲罰走向修復

「息事寧人」在學校最常見的樣子，是罰完便算。傷害發生後，香港不少學校仍以應報式處理為主：記缺點、停課，問的是誰犯了規、該罰多重。這樣處理快捷，卻未能幫助犯錯的學生及早學習和轉化，結果往往換個方式再犯；受傷的一方，亦未必得到所需。

港大團隊亦發現，抑鬱症狀愈高的學生，作出欺凌行為的機會亦愈高。很多傷害別人的孩子，自己也在受苦。

修復式正義問另一組問題：誰受了傷？他需要甚麼？誰有責任修補？善意溝通修復協會推動的修復對話，就是讓受傷的一方說出事件的影響，讓行為人聽見，再一起商量如何修補。修復不等於輕判，也不要求受害者原諒。真正聽見自己對別人做了甚麼，往往更能帶來改變。

這也是「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心情未被聽見，處分再公道，傷口也難以癒合。

第三道防線：展現機構勇氣

康奈爾案令人憤怒的，還有她求助後的遭遇。心理學家Jennifer Freyd稱之為「機構背叛」：人所信任的機構未能預防傷害，或在傷害發生後以掩蓋、否定回應，構成第二重創傷。她的研究發現，經歷非自願性經驗的大學女生，46%同時遭遇機構背叛。

機構背叛常見的手法，Freyd稱為DARVO：否認、攻擊舉報者、倒轉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角色。在香港，這幾句話應該不陌生：「佢自己都有問題」、「唔好搞大件事」、「為咗學校聲譽，大家收聲啦」。這就是「家醜不出外傳」說出口的樣子。

我也得先講自己。JUST FEEL曾經歷一段很混亂的日子，同事反映問題時，我心裏的第一句話往往是：「同事為甚麼不體諒我？我這麼努力，還想怎樣？」現在回看，這就是不自覺的倒轉角色：同事在求助，我卻覺得自己才是受委屈的一方。

後來我明白，權力會改變一個人怎樣聽。善意溝通導師Miki Kashtan把權力定義為「調動資源、回應需要的能力」；可是手握權力的人一感到被批評，便容易把求助聽成攻擊。Freyd的解藥是「機構勇氣」：即使面對風險與代價，機構仍承諾尋找真相、作出合乎道德的行動。

由最高位置的人開始承擔

Freyd舉過一個例子。1998年，Brenda Tracy遭四名男子輪姦，其中兩人是俄勒岡州立大學的球員，案件不了了之。16年後她公開經歷，時任校長Ed Ray三星期內完成調查，親自見她並寫信：「……我們為俄勒岡州立大學16年前未能給您更好協助的失職，向您真誠道歉。」心痛是一種感受，道歉是一份承擔，而這一步只有最高位置的人才能踏出。

JUST FEEL也走過這一條路。前面提到那段混亂日子，始於2020年機構急速擴張：同事之間的信任追不上，開會拍枱、摔門，有同事說：「我們是先處理事情，再處理事情，根本沒有處理心情。」2021年，我們請外部促導員曹文傑博士（小曹）帶領，第一次承認機構正處於組織創傷之中。在「慶祝與哀悼」的圓圈裏，我向同事道歉，承認自己帶着原生家庭未處理的傷痛去帶領機構，影響了大家。

承認了，還要繼續做。2024年，小曹再次來促導，並開設匿名Padlet，最多同事和應的一條留言寫道：「好懼怕不如上司期望……有種窒息。」對我來說簡直是當頭棒喝。根據研究，約七成領袖會高估團隊的心理安全，我也是其中一個。之後我們建立制度：同事有衝突，可以自行展開修復對話，或邀請第三方陪伴，並定期匿名評估團隊的心理安全。

學校也一樣。我們為一間合作學校做匿名心理安全評估，再請管理層一起看結果。管理層很驚訝：「為甚麼老師不跟我說？」老師其實有很多話想說，只是覺得說出來不安全。學校看完結果，由中高層帶同事做「慶祝與哀悼」。上司敢聽，下屬敢講；老師不敢對校長說的話，學生也很難對老師說。

手握權力的人要先開始轉變

「家醜不出外傳」不會因一份通告而消失。它住在每一位手握權力的人心裏：校長、校董、辦學團體、教育局，以至每一間機構的管理層，我自己也在其中。這是頂層的信念，也要由頂層開始轉化。

我想邀請每一位領導者做三件事：肯量度，定期匿名了解同工和學生是否感到安全；肯聆聽，先聽受傷的人想說甚麼，再談程序；肯道歉，處理不當時先說「對不起」。

至於設計制度的人，我想問：學校主動揭露問題、認真處理投訴，我們視之為失敗，還是勇氣？如果制度只獎勵「零投訴」，學校自然學會「不要有投訴，不要有手尾，不要弄傷」。

康奈爾校長在聲明中提到「非人化」。要防止非人化，就要在每一條制度、每一次處理投訴裏，把人放回中心。善意溝通創始人Marshall Rosenberg提出，善意溝通建基於語言和溝通技巧，能加強我們「即使在艱難處境下，仍能保有人性」的能力。機構勇氣也是這種能力：在聲譽和恐懼面前，仍然選擇看見人。

Freyd說，勇氣是一種選擇。康奈爾很遠，這個選擇卻每天都在我們的課室、教員室和會議室裏發生。

作者楊思毅是慈善機構「JUST FEEL 感講」共同創辦人兼執行總監，國際非暴力溝通中心認證培訓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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