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楊華勇

「香港搞五年規劃＝計劃經濟」？戳中香港社會一種常見焦慮：一聽到「規劃」二字，就自動聯想指令經濟、配給制、政府派米派工、企業失去自由。這種聯想不是完全沒歷史來源，但用在今天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身上，基本上是把「中長期發展藍圖」錯讀成「政府接管市場」。說白了，「有規劃」不等於「計劃經濟」。

香港五年規劃要做這三件事

先講最關鍵的分界：計劃經濟的核心是政府取代市場做資源配置——生產什麼、生產多少、賣給誰、價格多少，主要由中央或政府指令決定。自由市場經濟則是價格、資本、勞動、貨物、企業進退主要由供求與競爭決定。香港五年規劃做的是第三件事：政府先想清楚未來五年要補什麼短板、建什麼基建、扶什麼產業、解什麼民生痛點，再用土地、資金、人才政策、監管框架、北部都會區、創科平台、公營房屋、醫療教育等公共工具去「鋪路」，最後讓市場主體去跑。

這份《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裏，22個主要指標中，只有少量屬約束性指標，且約束對象主要是政府部門自身——例如公營房屋供應、基建進度、公共服務承諾；其餘多數是預期性、導向性指標，要靠企業、投資者、大學、創科公司、金融機構、地產與建造界、灣區合作夥伴共同實現。政府不會下令「某銀行明年要借出多少貸款」「某券商必須成交多少宗IPO」「某酒樓必須聘請多少廚師」。它做的是：把北部都會區的鐵路和創科用地交出來，把河套、新田科技城、大學、實驗室、融資渠道連起來，把人才入境安排放寬，把稅務與知識產權制度守住，讓市場看得到五年後的香港長什麼樣，才敢做10年回報的投資。

有人會說：自由市場不是講「積極不干預」嗎？這其實是對香港歷史的浪漫化。香港從來不是零規劃社會。10年建屋計劃、新市鎮發展、地下鐵路、葵涌貨櫃碼頭、赤鱲角機場「玫瑰園計劃」、數碼港與科學園、北部都會區願景，哪一樣不是政府先規劃、收地、批地、建基建、定規則，私人市場才跟進？市場的「無形之手」不會自動把地鐵挖出來，也不會自動把大學研究成果變成獨角獸企業。自由市場的精髓，從來不是「政府什麼都不做」，而是「政府別去替企業決定菜單，但要把廚房、水電、消防、街市、交通先搞好」。

「規劃」並非社會主義國家專利

更廣一點看，把「規劃」說成社會主義專利，是冷戰語言的殘留。美國有二戰後的基建與科技動員、州政府產業帶規劃；英國有新城與產業區規劃；新加坡有經濟發展局與產業升級藍圖；南韓、台灣、以色列、荷蘭，統統用中長期產業政策去搶半導體、生命科技、綠色金融。連世界銀行、OECD都講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與戰略前瞻（strategic foresight）。現代治理的常識是：開放經濟也需要國家能力。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規劃」，而是「規劃用來服務市場，還是消滅市場」。

香港這份五年規劃，邏輯剛好是前者。它對接國家「十五五」，但不是把內地指令型計劃搬過來；它是在「一國兩制」下，用香港自己的自由港、普通法、低稅、資金自由進出、國際金融中心底色，去解香港自己的難題：住屋供應慢、創科轉化弱、人口老化、青年上流難、產業過度靠金融地產、北部土地閒置、與大灣區協同不夠深。這些問題，靠市場短線利潤機制不會自動解決——發展商不會自願起平價公屋，資本市場不會自動資助20年才結果的基礎科研，私人企業不會自動去搞跨境數據規則。於是要有為政府出來定坐標：未來五年，香港要做國際金融中心＋創科轉化中心＋綠色金融樞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大灣區超級聯繫人。方向清楚了，市場才敢下注。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五年規劃會削弱自由市場」是偽命題。判斷香港還是不是自由經濟體，不該看有沒有文件叫「規劃」，而該看幾條硬指標：資本能否自由進出？企業能否自由設立與倒閉？工資與價格是否主要由市場定？貨物是否自由港處理？產權與合約是否由獨立法院執行？《基本法》第112、114、115條寫明資金自由流動、自由港、自由貿易；菲沙研究所2025年報告仍以2023年數據把香港列全球經濟自由度第一；2026年港交所IPO集資按年大升，國際資本用真金白銀投票。如果「規劃」真的等於計劃經濟，這些資本早跑了，不會繼續來香港上市、發債、設家族辦公室。

市民憂的是「規劃怎樣做得像香港」

當然，迷思背後也有合理憂慮，不能一句「你不懂」就打發。香港人怕的其實不是「規劃」二字，而是三件事：第一，政府有了宏大願景後，會不會慢慢把KPI壓到商界頭上，變相指令投資；第二，諮詢期短、官僚語言多，最後變成「上面畫餅、下面填表」；第三，規劃變成年年追加目標，市場預期被政治節奏綁死。這些憂慮值得認真接住。

所以更負責任的討論，不是「有沒有規劃」，而是「規劃怎樣做得像香港」。提幾條底線：一、約束性指標只綁政府，不綁私企；二、預期性指標用稅務、土地、簽證、採購、標準制訂去誘因化，不用配額化；三、規劃要可修訂，外部金融環境一變，指標要能動態調整，不能為保面子硬撐數字；四、每年《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仍是操作層主力，五年規劃只做戰略坐標，不搶年度問責；五、民間智庫、商會、工會、青年團體要能反過來改規劃，而不只是「提交意見後石沉大海」。

說到底，香港過去靠「小政府、大市場」起家，但「小政府」不等於「短視政府」。當全球都在拚晶片、拚AI、拚綠色轉型、拚人口與算力，誰還信「市場自然會幫你搞出下一個矽谷」？五年規劃如果做成香港版 strategic agenda——政府修路、建校、批地、守法治、對接國家與國際；市場決定誰贏誰輸、哪間公司上市、哪個產品爆紅——那它不但不是計劃經濟，反而是自由市場成熟版的標誌：市場知道遊戲規則五年不會亂轉，才肯做長線投資。

長期治理工具絕不是計劃經濟

最後要點破一層：把「香港搞規劃」說成「香港內地化、資本主義完蛋」，要麼是外媒戴冷戰眼鏡，要麼是本地反對派懶得讀文本，要麼是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把「規劃」當髒字。澳門都做第三個五年規劃了，賭牌還是批給市場、資本照樣進出；新加坡天天講2030願景（Vision 2030）、研究、創新與企業（Research Innovation Enterprise）計劃，全球都說它最資本主義。香港現在補的，不是意識形態功課，而是治理功課：由「每年救火」升級到「五年佈陣」。

因此，與其問「香港搞五年規劃是否計劃經濟」，不如問：「這份規劃有沒有守住資金自由、企業自由、價格自由、法治產權？有沒有把政府角色限在基建、規則、公服、風險兜底？有沒有讓市場在創新與競爭中繼續做主角？」答案若是yes，那它就該被叫做——自由經濟體的長期治理工具，而不是計劃經濟。

香港不需要害怕「規劃」。香港要害怕的，是市場短視、政府短票、社會短氣；是人人罵規劃，卻沒人願意想10年後的香港靠什麼活。第一個五年規劃不是終點，也不是意識形態轉向。它是一張遲到的成人禮證書：香港終於承認，自由市場值得守，但自由市場也需要一雙會畫地圖的手。

作者楊華勇是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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