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張鎮宇博士

自今年9月中下旬起，以克雷泰伊等巴黎近郊高中為代表的高中生抗議在短短幾周內迅速與工會、「黃背心」群體及農民組織合流，演變為針對高裏通脹與公共服務萎縮的全國性跨界別運動。上周六（10月17日），全法約55萬人（工會稱80萬人）參與遊行，期間巴黎、里昂等多地發生嚴重打砸搶燒事件，導致上千家商舖受損、歷史悠久的利摩日市政廳遭縱火、約2,400人被捕，巴黎等城市實施局部宵禁；儘管馬克龍總統於18日發表電視講話強烈譴責暴力，總理府也於21日接見工會代表試圖降溫，但主要工會與學生團體仍計劃繼續發起罷工與集會。

法國「強國家」困境是什麼？

在距離2027年春季法國總統大選僅剩半年之際，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場突如其來的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及其背後的政局變化？作為公共政策和治理研究者，筆者在課堂上常把法國政治體制作為一個特殊樣本單獨剖析，學界也有專門的概念來形容法國在政治與行政體制上的特殊性，叫作「法國獨特性（French Exceptionalism）」。本文試圖以此為線索，剖析法國制度演進中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特徵，藉此梳理當前政局的來龍去脈，並探討其對法國乃至歐洲未來格局的潛在影響。

法國式「強國家」的困境，在於國家所承擔的政策承諾與其實際的財政汲取能力和政治整合能力之間出現了結構性落差；而法國在制度設計與政治文化上的若干特點，又使這種「期望與能力的落差」缺乏體制內的緩衝機制，極易轉化為激進的「街頭政治」，這也解釋了近年來法國社會衝突為何頻頻爆發。

半總統制的政治獨特性

概括而言，這種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半總統制與行政集權的設計。 法國政治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Maurice Duverger）曾將法國體制概括為「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簡言之，政府中既有全民直選、在外交與國防等領域掌握實權的總統，又有需要對議會負責、主持內閣日常運作的總理，是總統制與議會制相結合的混合模式。

這一模式源於1958年戴高樂創立的第五共和國。當時，制度設計者吸取了第四共和國時期「議會黨派林立、內閣頻繁更迭」的教訓，有意將權力集中到以總統為核心的行政部門，並設計了憲法第49.3條（允許政府在預算等法案上無需議會投票即可強行通過，除非議會通過不信任案）等制度工具，以強化行政效率、限制議會的掣肘。

但這種模式也存在先天的制度隱患：一旦總統所屬陣營未能在議會中取得多數，就可能出現總統與總理分屬不同陣營、相互制衡的「左右共治（Cohabitation）」。2000年以前，總統任期為7年，國民議會任期為5年，兩者選舉周期並不一致。總統任期中途遇到議會選舉時，選民往往藉機對執政黨進行「期中懲罰」，把多數席位投給反對派，密特朗與希拉克任內就先後出現了三次左右共治。2000年，法國通過修憲公投，將總統任期縮短為與議會相同的5年（Quinquennat），並調整選舉日程，改為先選總統、約一個月後緊接着選議會。這套新制度在過去二十年裏基本消除了「左右共治」。

但在政黨高度碎片化的今天，衍生出新的制度困境：當選民結構分化到沒有任何一派能取得議會絕對多數時，總統既不願任命反對派人士出任總理，自己任命的少數派總理又隨時可能被議會推翻，最終形成「總理頻繁更替」的局面。加之法國缺乏北歐或德國那種組建聯合政府、進行跨黨派政策妥協的傳統，這一治理困境更為突出。

國家干預主義需龐大財力

其二，深厚的「國家干預主義（Dirigisme）」傳統，即法國式的「強國家」傳統。 法國歷史上深受柯爾貝主義（Colbertism）影響，習慣由中央政府充當經濟的規劃者和社會福祉的最終擔保人。舉例來說，從二戰後法國政府通過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導經濟重建，到在能源、交通、軍工等戰略性行業培育法國電力集團（EDF）、阿爾斯通等大型國有或國家控股企業，再到維持公共支出長期佔GDP比重超過55%的龐大社保與公共教育體系，法國民眾對「國家兜底」有着極高的制度依賴。

這種「國家主導」不僅體現在對內的全面統籌，也延伸到外交領域：從戴高樂時期追求獨立防務、1964年在西方大國中率先同我國建交，到今天馬克龍多次呼籲「歐洲戰略自主」，法國始終保持着強烈的「大國榮光」情結。但問題在於，無論是對內維持高福利的「全能型政府」，還是對外維持大國地位的「獨立外交」，都需要極為龐大的國家財力和稅收作支撐。

精英決策與基層政策的脫節

其三，高度同質化的技術官僚培養體系。 那麼，這部龐大的國家機器由誰來運轉？答案要從法國的精英教育體系中尋找。長期以來，法國通過國家行政學院（ENA，現已改組為國家公共服務學院 INSP）等「大學校（Grandes Écoles）」和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選拔並培養高級公務員與政治領袖。這一群體專業能力突出，但成長軌跡高度同質化、流動圈層相對封閉，形成了獨特的技術官僚階層（Technocrats），在公共決策中傾向於自上而下的「技術理性」與集權式管理。

法國知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剖析法國精英教育時曾深刻指出，這種選拔表面上基於機會均等的業績主義，實則在標準化考試的形式下不斷進行文化資本與階層差異的再生產。在公共政策制定中，這種封閉性容易導致精英決策與基層政策受眾的體感脫節。2019年「黃背心」運動之後，馬克龍提出改革ENA，並於2021年宣布將其撤銷改組，2022年初由 INSP 取代，正是為了回應社會對技術官僚體系的批評。

法國的「街頭政治」文化

其四，源於1789年大革命的「街頭政治」文化。 在法國特有的共和主義傳統中，民眾對直接政治參與抱有極高推崇，對代議制機構則始終保持着某種審視甚至懷疑。歷史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梳理法國數百年社會運動史時發現，大罷工、街頭集會等「抗爭劇目（Repertoire of Contention）」在法國早已演變為世代相傳的常規利益博弈方式。

與此同時，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克羅齊耶（Michel Crozier）曾以「阻塞社會（La société bloquée）」來剖析法國的行政生態：由於國家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科層，而工會、行業協會等中間社會組織的常態化協商功能相對薄弱，基層訴求缺乏日常的微調機制。在第五共和國「強行政、弱議會」的制度框架下，當技術官僚推行的改革觸及既有利益分配時，法國各利益群體往往不傾向於漫長的議會遊說，而是習慣於直接通過罷工與街頭動員來向政府施壓。

為何局部爭議會演變成全國性騷亂？

上述四個制度與文化特徵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此次危機的主要成因：國家干預主義傳統對應公共財政與社會契約的張力，精英教育體系對應技術官僚式決策的溝通困境，半總統制與街頭政治傳統的疊加則對應代議制僵局下的抗議外溢。將它們結合起來看，這場始於教育領域的風波，實質上是法國高福利模式在多重約束下承受的結構性壓力測試。

首先，財政緊縮削弱了法國高福利模式的政策兌付能力。 如前所述，法國的「強國家」模式高度依賴稅收與公共支出。長期以來，法國選民之所以接受居於歐洲前列的宏觀稅負，是因為存在一種隱性的社會契約：以高稅負換取國家提供的高質量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公共教育以及完善的福利兜底。

然而，支撐這一契約的公共財政正處於高壓狀態。根據法國國家統計局（INSEE）的數據，2025年法國公共財政赤字佔GDP的5.1%，年末公共債務約佔GDP的115.7%；同期歐盟統計局（Eurostat）的數據顯示，歐元區的平均赤字率為3.0%、債務率為87.7%。法國的赤字率位居歐盟前列，債務率則僅次於希臘和意大利。法國政府在2026年預算中將赤字目標設定為5.0%，但政府9月已承認將無法達標,預計將會達到約5.4%。此外，2026年以來中東局勢推高能源價格、加劇通脹壓力，並推升了法國國債的融資成本，使財政騰挪空間進一步收窄。

為達致財政整頓目標，政府不得不收縮部分公共開支並對教育資源進行結構性調整。此外，法國近年推行的大學入學算法匹配平台 Parcoursup 持續引發學生和家長的不滿；批評者指出，在公立高教資源投入受限的背景下，該系統以算法進行分流，實質上提高了普通家庭特別是大城市邊緣郊區（Banlieues）學生的升學門檻。當民眾感受到國家一面維持高稅負與國際大國外交投入，一面卻在基礎教育校舍維護與師資配置上捉襟見肘時，政策承諾與實際公共服務產出之間的落差，便引發了公眾對既有社會契約的質疑。

其次，技術官僚式的自上而下決策加劇了政策摩擦。 面對教育資源緊張和赤字壓力，馬克龍政府及中間派精英在政策溝通中往往強調「別無選擇」的敘事，試圖單純以宏觀財政指標說服公眾接受緊縮方案。雖然馬克龍改組了 ENA，但批評者認為，這更多是機構名稱與形式的調整，並未改變法國決策層依賴少數技術精英閉門造車的「路徑依賴」。借用政治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承認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分析框架，現代公共治理不僅關乎物質分配，更關乎群體尊嚴與社會價值的肯認。從這一視角看，法國基層群體抗議的不僅是教育經費的邊際減少，更是對自身在技術官僚決策體系中缺乏話語權、子女向上流動通道收窄的焦慮。這種重技術理性、輕社會協商的治理風格，在客觀上放大了政策執行的阻力。

最後，議會制度僵局與內閣頻繁更迭，使體制外的街頭動員成為主要博弈手段。 自2022年馬克龍失去議會絕對多數，尤其是2024年夏天提前解散議會卻未能如願之後，法國國民議會形成了左翼聯盟、馬克龍中間派與勒龐極右翼「三足鼎立」的懸峙議會（Hung Parliament）格局。受制於缺乏跨黨派妥協的政治傳統，沒有任何一方能夠組建穩定的多數派內閣，總理一職成為高風險的政治消耗品。2022年以來法國總理的更替情況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現任總理勒科爾尼上任之初曾承諾放棄動用憲法第49.3條，但最終仍不得不三次使用該條款以強推2026年預算案，凸顯了少數派政府在無多數議會下的治理困境。當行政部門只能靠繞過議會表決來維持運轉，而反對黨又頻繁以不信任動議作為制衡工具時，代議制內部的利益吸納與政策修正功能便基本失靈。這直接激活了法國社會的「街頭政治」傳統：各利益群體繞開陷入僵局的議會，直接通過大規模罷工與街頭集會向行政部門施壓。

民生焦慮點燃全社會共鳴

法國的罷工與街頭抗議向來屢見不鮮。1968年的「五月風暴」、2005年的郊區騷亂、2018至2019年的「黃背心」運動、2023年的退休金改革大罷工（當時政府同樣動用了憲法第49.3條），以及同年納赫爾事件引發的騷亂，都是典型案例。既然法國素有此傳統，此次事件又有何特殊之處？

從公共政策的視角看，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議題的起點與擴散路徑不同。 此次社會騷亂並非由傳統的勞工退休金改革或單一警民衝突觸發，而是由高中生群體從基礎教育公共服務萎縮這一民生議題切入，進而迅速引發全社會對「福利國家退卻」的共鳴，展現出強烈的「議程擴散」效應。第二，參與群體的跨階層合流。 學生、傳統工會、「黃背心」群體、農民等原本利益訴求各異的群體，在「反對生活成本上升」和「捍衛公共服務」的最大公約數下形成了聯動。法國社會地理學家克里斯托夫·吉伊（Christophe Guilluy）提出的「邊緣法國（La France périphérique）」理論，在此依然具有解釋力——即受全球化與財政緊縮雙重擠壓的中下層與城郊群體，正形成跨行業的焦慮共鳴。第三，制度背景的脆弱性。 以往的抗爭多發生在總統擁有議會多數、政府具備較強政策調整能力的時期；此次騷亂發生在議會長期懸浮、政府須連續三次動用第49.3條才通過2026年預算案的背景下，政府在財政與政治上都缺乏妥協空間。

危機外溢重塑歐洲格局

跳出法國看歐洲，這場危機不僅在重塑法國國內的政黨光譜，也可能對歐洲的政治與政策格局產生深遠的溢出效應。

在法國國內，馬克龍當年創立的「非左非右」中間派自由主義路線正在迅速失去選民基礎，政治空間被以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為代表的激進左翼和以勒龐（Marine Le Pen）為代表的極右翼分食。尤其是勒龐所屬的國民聯盟（RN），近年來通過「去極端化（Dédiabolisation）」策略成功重塑了政黨形象。面對民眾對公共服務與教育衰退的不滿，該黨巧妙地將其轉化為「福利排他主義（Welfare Chauvinism）」的競選敘事。他們向基層選民宣稱，法國之所以連修繕學校的經費都捉襟見肘，根源在於政府將有限的財政資源消耗在了外來移民福利、歐盟預算分攤和全球化事務上；只有奉行「本國優先」，將公共資源留給「本土法國人」，福利、教育與治安才能得到保障。與此同時，遊行期間出現的打砸搶燒等暴力事件，也極易激發中產與保守選民對「法律與秩序」的強烈訴求——而治安與秩序恰恰是極右翼長期佔據優勢的核心議題，這可能為國民聯盟在接下來的選戰中提供了雙重助力。

這種敘事將複雜的公共財政與結構性改革難題，簡化為「本土與外來」的身份政治問題，精準迎合了部分中下層選民在緊縮時代的相對剝奪感。多項民調顯示，國民聯盟目前在2027年大選的支持率中處於領先位置。至於勒龐本人，雖因挪用歐洲議會助理經費案被判有罪，但今年7月巴黎上訴法院在維持有罪判決的同時，縮短了剝奪其被選舉權的期限，使其在法律上仍具備參選資格；她已就此向法國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提出上訴，最高法院表示最終裁決預計於2027年4月初（即大選首輪投票前）作出。

放寬視野，法國的政局演變並非孤立現象，而是歐洲政治極化與民粹主義上升的一個縮影。德國選擇黨（AfD）影響力的擴大，與法國極右翼的壯大相互呼應，意味着法德這對傳統的「歐盟雙引擎」同時面臨國內政治碎片化的掣肘。當然，歐洲各國的政黨生態存在差異，並非單向度的「集體右轉」。右翼力量的上升也呈現出不同光譜與執政形態，既有在議會中充當關鍵少數的,也有融入傳統中右翼、組建執政聯盟的(如意大利梅洛尼政府)，對其政策走向需作具體甄別，不宜一概而論。

但總體而言，2010年代歐債危機與難民危機埋下的身份焦慮與經濟緊縮種子，正在2020年代下半葉轉化為重塑歐洲政局的強大力量。如果2027年法國大選最終促成極右翼上台執政，其政策衝擊將直接體現在四個層面：第一，歐盟財政紀律的執行與共同預算分配將面臨更大阻力；第二，作為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法國的財政赤字走向可能再次考驗歐元區的金融穩定；第三，法德協調機制可能弱化，歐盟綠色轉型（Green Deal）與移民政策將面臨回調；第四，歐洲在烏克蘭問題、中東局勢及跨大西洋關係上的內部共識將更難凝聚。這些變化都將對二戰後形成的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帶來深遠的不確定性。

後續值得觀察的政策與政治節點

與其說近期法國的社會動盪是一個「結論」，不如說它是2027年大選周期的「前奏」。從政策與政治觀察的角度來看，未來數月有幾個關鍵節點將直接決定法國政局的走向。首當其衝的是2027年預算案的議會博弈：據路透社報道，勒科爾尼政府計劃在新財年大幅削減約540億歐元開支，而社會黨已明確表示不會像2026年預算那樣提供支持,預算案的命運可能取決於國民聯盟，預算案能否過關、政府是否會再度被迫動用憲法第49.3條並觸發新一輪不信任投票，將是檢驗現政府生存能力的直接考驗。

與此相關聯，在當前的憲政僵局下，總統與議會各派力量對比的微妙變化，也將決定國民議會是否會再度面臨解散風險。而在大選層面，最高法院對勒龐上訴案的最終裁決，以及中間派與傳統共和右翼能否達成某種競選協調，將直接重塑大選首輪的候選人競爭格局；與此同時，11月5日的全國罷工以及教育界訴求的後續談判，則將顯示政府能否通過局部的法團協商與政策讓步實現社會降溫。

對於我國而言，法國是我國在歐盟內部最重要的戰略與經貿夥伴之一。法國國內「強國家」模式的轉型陣痛及其引發的政局演變，或許正是歐洲新一輪政治與政策變局的序幕。這不僅關乎法國自身的現代化治理探索，也將在宏觀層面影響中歐經貿往來、產業政策協調與多邊外交合作，值得學界與政策界保持冷靜、客觀的跟蹤研究。

作者張鎮宇博士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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