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石柱

第33屆APEC財長會10月20日在香港開幕，一個月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舉行。香港主流媒體的興奮集中在「首次在港舉辦」的榮光上，有評論員將「承辦權」形容為「國家送給香港的一把鑰匙」。這把鑰匙當然值得珍視，但若止步於受恩敘事，便輕忽了港深雙城安排的真正意義。

一個被忽略的重要角度是：香港兩天會議將要產出的財長會聲明、圍繞四大議題形成的政策報告與普惠金融案例集，不是終點，實質上將作為深圳APEC領導人會議的財金成果輸入。專業部長會分散在不同城市舉辦，在APEC並不罕見；但由兩個制度、法律和監管體系不同的城市，分別承擔財金專業會議與領導人會議，且後者以前者成果作為重要輸入，在APEC財長會安排中別具意義。這意味着香港拿到的不是一張「接待任務單」，而是一個「財金前置艙」的位置：區域財金共識的技術參數，先在這裏商討、校準，再送入最高層政治議程確認。

香港真正的命題，是利用這個難得的前置位置，把已經建成的制度介面寫進APEC財金成果的延續性安排裏。香港處理着全球約八成的離岸人民幣支付，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綠色及可持續債務發行連續八年居亞洲首位，債券通「南向通」年度額度已提升至8,000億元人民幣。香港特區政府發行的數碼（代幣化）綠色債券，規模屢創全球同類發行紀錄，最新一批於今年9月達約200億港元等值。這些不是「香港的優勢」這種籠統修辭，而是APEC在數字基建融資、普惠金融、民生財政融資等議題上恰好需要的基礎設施。數字基礎設施融資政策要落地，缺的不是原則，是專案估值、跨境擔保、風險披露的可相容標準；香港的普通法體系、與國際接軌的監管規則、以及同時理解內地專案結構與全球資本預期的能力，恰恰是這類標準最經濟的供給來源。

因此，評論的主張不必繞彎：香港應主動向國家財政部團隊提議，由國家財政部在APEC框架內牽頭推動，將至少一項APEC財金長期工作組或技術秘書處設在香港。可以是數字基礎設施融資的可融資性標準工作組，可以是普惠金融創新實踐的定期評估機制，也可以是青年財經人才交流的常設秘書處。形式可以商量，原則只有一個——讓「香港承辦」變成「香港駐留」。一個工作組設在香港，意味着標準制定過程在香港發生，意味着區域內財金官員、監管者與市場機構每一年都要回到香港完成規則協商。這種制度駐留的長期收益，遠大於一場為期兩天的會議所能帶來的任何曝光。

如果香港只把自己當成「接待方」，那麼會議結束之日，就是影響力清零之時；如果香港把自己當成規則介面的「供給者」，那麼這場財長會就是香港從「國際金融中心」向「區域財金治理重要節點」躍升的起點。鑰匙已經遞到手中。現在的問題是：香港是把它掛在牆上當作紀念品，還是用它打開那扇寫着「常設機制」的門——讓「香港承辦」真正變成 「香港駐留」。

作者石柱，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主席，香港經濟智庫主席，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共同發起人，安徽省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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