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安經緯

10月24日，聖士提反書院舉行開放日。熱鬧的校園與精英教育的展示以外，校內的文物徑與展覽空間靜靜矗立，等待人們放慢腳步，正視一段血腥歷史。

黑色聖誕屠殺撕毀文明底線

1941年12月25日，香港保衛戰最後一天，史稱「黑色聖誕節」。當日清晨，約200名日軍攻入被用作臨時英軍醫院的聖士提反書院，徹底撕毀《日內瓦公約》的文明底線。儘管建築物已清晰懸掛紅十字標誌，負責該院的軍醫主管喬治·布萊克（Dr. George Black）以及英國皇家陸軍醫療隊隊長約翰·惠特尼（Captain John Whitney），一同前往正門表明醫院身分並懇求日軍不要進入，卻未能阻止殺戮。布萊克與惠特尼當場遭槍殺，日軍甚至用軍刀反覆刺插兩人的屍體。隨後日軍湧入校園，短短半小時內刺殺56名躺在病床上的英、加、印籍傷兵；中文科主任譚長萱為保護滯留學生堅拒撤離，最終亦壯烈殉難。

戰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隨軍牧師的證詞揭開了更駭人的真相：日軍曾以傷兵屍體當作墊子，輪姦並虐殺七名女護士；屠殺留下約170具慘遭肢解、割去器官的殘骸。翌日，日軍驅趕倖存者，將染血床單與遺體堆入巨大篝火毀屍滅跡，焚燒歷時近三小時。同期在淺水灣、余園與慈幼會等地發生的同類暴行，在在證明這絕非前線軍官的個別失控，而是日本軍國主義將殺戮工具化的系統性暴行。

殺戮落幕，折磨未止。在隨後「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書院與鄰近監獄宿舍被轉作赤柱拘留營。在極端糧食短缺下，被關押的近3,000名盟國國民及戰俘面臨飢餓威脅。日常配給僅有極少量食物，而且質素很差，經常有灰塵、泥漿、老鼠和蟑螂的排泄物、煙頭，甚至死老鼠混雜其中，導致許多人營養不良、骨瘦如柴；營中衛生條件惡劣，痢疾與腳氣病蔓延，老弱婦孺更是首當其衝。

設立校園文物徑傳承歷史真相

戰後，校方並未抹去這道傷痕，而是將遺址與文獻妥善保存。建於校園最高點的聖士提反堂於1950年啟用，正門拱形彩繪玻璃描繪着骨瘦如柴的戰俘與飢餓兒童聚首禱告，上方白鴿象徵信望愛。玻璃上更精確複製了兩份原刻於拘留營囚室牆上的紀錄：一份是戰俘D.W. Waterton自1943年7月起每天劃下斜線直至行刑日的手繪日曆；另一份是死難者姓名與處決日期。這些原件雖已送往英國帝國戰爭博物館，校方仍堅持將其複製於原址。

校方更於2008年設立全港首條中學校園文物徑，把列為法定古蹟的書院大樓、小教堂和教職員宿舍連接起來，並延伸至赤柱軍人墳場。由英式平房改建而成的文物館，陳列部分由當年拘留者後人捐贈的文物。其中《瓊斯日記》（The Jones Diary）由赤柱監獄一名美國獄卒寫成，記錄1942至1945年間拘留營的生活點滴，也記載戰爭情況，如監獄、小學被機槍掃射與轟炸的慘況。

另一件文物「溫蒂·羅斯利的斗篷」（Wendy Rossini's Cape），由當時被拘留的英國少女羅斯利，以三個麵粉袋縫製成禦寒衣物，見證物資及糧食嚴重匱乏的艱辛歲月；斗篷一直收藏於她在英國的衣櫃，其後由其女兒發現，捐贈予聖士提反書院。文物徑串連屠殺及拘留營現場，文物館陳列拘留營歲月留下的個人紀錄，兩者結合，讓參觀者具體地認識這段歷史。

警惕歷史修正主義掩蓋侵略罪行

保存歷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真相容易被掩蓋、遺忘或篡改。二戰文物收藏家林建強曾分享，一名20多歲的日本青年在面對侵華與攻港展覽時滿臉迷惘，坦言對這段歷史毫無認知。這絕非個別青年的無知，而是折射出日本篡改歷史的危害。一個以現代民主自居的國家，其體制竟能透過教育與言論管控，對國民的集體記憶進行系統性刪除。這種歷史修正主義，正無聲無息地蠶食戰後國際和平秩序的正當性。

聖士提反書院的保育工作，既是悼念，也是警示。銘記歷史，不為延續仇恨，而為守住文明底線；遺忘歷史，從來都是重蹈覆轍的共謀。面對那些對軍國主義的血腥歷史一無所知的人，我們不應止步於驚訝，而必須追問：究竟是誰剝奪了他們「知道」的權利？

作者安經緯是時評專頁「Shut The Fake Up」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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