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馬斯克「香港消失論」背後——首富看不見的港人生育帳本

撰文:01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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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作者:張竣亮

全球首富馬斯克(Elon Musk)日前在社交平台X上直言,以香港目前的生育率,香港人「很快就會消失」(will be gone soon)。這番言論不出所料地引發本地輿論一陣嘆息。嘆息之餘,亦有議員和學者出來反駁,指內地新來港人士與各類輸入人才會為香港注入「新血」。

真是關心香港人的未來?

但了解馬斯克的人都知道,這不是他第一次講類似的話了。他近年彷彿化身全球「人口警世鐘」,在社交平台上頻頻對東亞地區發出人口崩潰警告——過去他曾預言日本「最終將不復存在」,又多次點名南韓、新加坡等地面臨嚴重的人口萎縮危機。

其實,他這次回覆的那則帖文,本身與生育毫無關係:原作者、前投資銀行家 John LeFevre只是在調侃自己用AI用得太多,又憶述昔日在香港共事的同事如何聰明、有幹勁,馬斯克卻硬把話題扭到人口崩潰上。

科學家們對人口科學早有研究,只是馬斯克喜歡把趨勢和預測當作「事實」,不負責任地編排出一個個駭人聽聞的末日預言而已。把馬斯克對日、韓、新、港的連番警告放在一起看,不難發現這不過是他那套「人類文明危在旦夕」的標準模板。其目的,真的是關心香港人的未來,還是說另有所圖?

馬斯克的「文明宏大敘事」

馬斯克向來熱衷於建構宏大敘事——從移民火星、AI文明到延續人類火種。在他眼中,人口數字是維持文明運作與科技擴張的「燃料」。他尤其喜歡用「物種延續」這個詞,來包裝對人口數量的焦慮。然而,在這種資產階級精英的視角下,所謂「物種延續」,本質上仍是將人類簡化為宏觀曲線上的數字,卻刻意忽略了「生產」這些勞動力背後的微觀代價。他們總是以抽象的文明大義做論述,而漠視現實生活裏每個鮮活個體的掙扎。

馬斯克自己育有十多名子女,對他而言,多養一個孩子只是資產負債表上微不足道的零頭;但對生活在獅子山下的普通港人而言,面對的卻是具體而殘酷的生存帳本。

為什麼要強調這點?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生育早已不是農業社會「多雙筷子」的浪漫,而變成了一場代價高昂的階級防禦戰。當社會流動放緩,教育與住屋資源高度集中,中產與基層父母清晰地意識到:如果無法為下一代提供足夠的資本——從幼稚園面試班、直資私校,到未來的置業首期——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很大程度上只是讓他重複自己「為口奔馳、供樓到老」的宿命。因此,許多人選擇不育,不是出於冷漠,而是一種深思熟慮後的「止損」,是無產者與中產面對階級固化時最無聲的抗議。

香港的階級固化,固然有本地成因;但放眼全球,同樣的事情無不在各處上演。馬斯克這類超級富豪正是財富高度集中的資本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有能力改變它、卻最不願改變它的人。巧妙的是,他們往往把勞動力不足、消費市場萎縮等切身影響其利益的事情,轉化為關乎整個人類未來的大討論,自視為指出人類文明出路的先知。

「家庭想像」與「母職懲罰」

更值得玩味的,是馬斯克近年高調擁抱美國共和黨與保守派陣營,而當代美國右翼意識形態的其中一個核心,正是對傳統核心家庭的浪漫化想像——鼓勵女性回歸家庭、扮演相夫教子的「傳統妻子」,甚至將低生育率歸咎於現代女性過於追求事業與獨立。這套說辭看似溫情脈脈,實則是在為資本主義尋找免費的「再生產勞動」:讓女性無償承擔育兒與照料責任,以維持社會人口的供應。

把這套保守劇本放進香港,只會撞上血淋淋的「母職懲罰」。香港女性的教育程度在亞洲名列前茅,不少更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支柱,但在家庭分工上,傳統的性別角色卻未同步退場。即使許多中產家庭聘有外傭,但從懷孕期的職場隱性歧視,到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學業跟進、情緒勞動,重擔依然高度傾斜在女性身上。在「既要賺錢養家、又要做完美媽媽」的雙重規訓下,生育對現代女性而言意味着高昂的職涯與自我代價;當女性擁有經濟獨立的能力,自然會用行動投下反對票,拒絕進入這場不對等的契約。

少子化未必是城市的終點

更深一層看:生育率低,真的等同於「香港消失」嗎?香港本身就是一座移民城市——今天許多香港人的父母或祖父母,正是當年南來的一代。人口有進有出,城市便有新血,「消失」之說,根本無從談起。

可是仍然有一個難堪的問題:如果一座城市只能靠輸入人口來填補缺口,那麼土生土長的年輕人為何寧願不生?答案關乎的,是這座城市能否讓人安居。

「人口減少必然導致經濟崩潰」的說法,是工業時代對「人海戰術」與「人口紅利」的執念。過去香港在人口持續膨脹的壓力下,換來的是越劏越細的「納米樓」、水洩不通的交通,以及長期處於臨界點的公共醫療——人多了,生活卻沒有因此變好。

當然,人口老化是實實在在的挑戰。但問題的核心難道不是「人夠不夠多」,而是「重擔由誰來擔」嗎?適度的人口收縮固然會帶來陣痛,卻是一個契機——它迫使香港告別靠「人口紅利」與「地產基建」拉動增長的舊模式,轉而思考如何提升人均生活空間,建立一個規模更精簡、但生活質素更高的城市。

技術進步帶來的富足屬於誰?

引發這場風波的原帖,談的正是AI——那名前銀行家戲稱自己患上「Grok機械人症候群」,與AI相處久了,對真人反而失去耐性。而Grok,正是馬斯克旗下公司開發的聊天機械人。

馬斯克一方面預言,AI與機械人將取代大部分人類勞動,使工作逐漸變得「可有可無」,人類將迎來全民高收入、生活更加富足的未來;另一方面,他卻不斷呼籲人類多生孩子,否則文明終將走向滅亡。這兩種主張的矛盾揭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當機器已經不再需要那麼多勞動者,人類為何仍然需要不斷繁衍?

答案或許是,「馬斯克們」需要的從來不只是勞動力,而是源源不絕的消費者、數據與市場,以及支撐這一切的社會秩序——一個不會認真追問財富如何分配的社會。

當AI全面改寫生產方式,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將不再是土地或工廠,而是演算法、算力與數據,而這些正迅速集中在科技寡頭手中。他描繪的「全民高收入」未來,說到底仍是富豪的恩賜,而非制度的保障。如果分配的規則不變,AI帶來的富足只會流進少數人的錢包;普通人面對的,將會是比今天更徹底的無力。

因此,我們需要的不是催生口號,也不是一次性的嬰兒獎金,而是分配正義:讓住屋回歸居住而非炒賣,讓育兒與護老由社會共同承擔而非壓在女性肩上,讓科技與自動化帶來的生產力紅利,透過稅制與公共服務回饋到每一個人身上。

馬斯克擔心人類文明後繼無人,這是他作為資本巨頭的宏大敘事,他樂於玩這種遊戲;但對香港人而言,比起為了一個抽象的「文明指標」而焦慮,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如何讓已經活在這座城市裏的人活得更有尊嚴、更有盼望。當這座城市不再把人僅僅視為經濟增長與資本增值的「燃料」,或許到那時,新生命才會自然而然地願意到來。

作者張竣亮是文學愛好者,關心本港青少年精神健康與教育政策的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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