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聞見智|「無後為大」喚不起嬰兒哭聲——鼓勵生育先要安居

撰文:潘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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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聞見智|潘學智專欄

立法會早前議論人口走向,席間有人重提「無後為大」,坊間亦有意見把出生人口下降歸咎於「個人主義」抬頭。彷彿多講幾遍家庭責任,多上幾堂倫理課,生育率就會回升。這種診斷未免把問題看得太簡單,說教不能增加居住空間,不能填補托育名額,也不能消除父母照顧孩子所犧牲的事業機會。人口政策若只勸青年改變觀念,無異於把制度留下的難題,重新塞回家庭手中。香港青年究竟是不想成家,還是這座城市交不出讓人安心成家的條件?

真正危機是願望落空

聯合國人口基金《2025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提醒,人口問題不能只看出生人數,更要看市民能否實現理想家庭規模。調查覆蓋14個國家,發現近兩成育齡成年人預期無法擁有理想子女數目,而經濟限制是最第一難關。香港亦早有同樣警號,香港青年協會2018年調查發現,受訪青年理想子女數目平均為1.84名,預期實際只有1.41名,反映「想生而未必能生」並非今天才出現。權利為本的人口政策,不是把生育推回私人領域,而是把焦點由要求市民達成人口目標,轉向由政府拆除制度障礙。

10月5日世界人居日以「人人享有適足住房」為主題,聯合國指出適足住房是以尊嚴、安全與機會為基礎,不止於四面牆。租金付得起,空間住得下,位置不致於拖長通勤,附近找得到基本服務,才稱得上適足。家庭需要的,正是四重安全感:時間、服務、住房、社區,而四者是互相牽扯的。住得遠,通勤就長;托育時間接不上工時,父母只能減少工作;收入一降,改善住屋更加遙遠。房屋於是不只是房屋,它是照顧時間、公共服務和社區支援交織而成的家庭基礎設施。

早前一名產後媽媽在社交平台分享,夫婦傾盡積蓄置下一房一廳單位,孩子出生後,嬰兒床、手推車和日用品很快佔滿空間。她憂慮的不只是眼前擠迫,而是孩子長大後,哪裏安睡,哪裏讀書。是否再生一名孩子,往往不是價值辯論。問題很小,也很沉重:家裏還放得下一張床嗎?住房只是枷鎖的一端,另一端是照顧。一般幼兒中心平日服務至下午6時,只有部分延長開放,輪班或跨區工作的父母未必趕得及接送。家庭唯有依靠祖父母、外傭,或由一人縮減工作。托育缺口遂變成收入損失,收入損失再削弱改善住屋的能力。

政策不是催生而是分擔

國際經驗沒有催生靈藥,卻有分擔代價的制度。瑞典父母可享480天育兒津貼,兩人各有90天不可轉讓。「不用即失」不是漂亮口號,而是讓父親離開辦公桌,走進照顧現場,免得職業代價全落在母親身上。丹麥規定,合法居民子女由滿26星期至入學前,均有權獲安排日間照顧。香港值得借鑑的,不是福利數字,而是施政態度。政府不只說增加多少名額,還要為家庭能否真正取得服務負責。政策成效也不只問多生了多少孩子,還要問多少家庭不再被迫放棄。

內地近年逐步把托育由家庭私事納入公共服務,透過「托幼一體化」,鼓勵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兩至三歲托班,並利用社區用房、閒置校舍等空間,發展全日托、半日托、計時托及臨時托,讓家庭在生活圈內獲得服務。深圳已訂立幼兒園托班管理規範,並建設社區托育點和「15分鐘托育服務圈」。這亦呼應其「從一米高度看城市」的理念,規劃者只有蹲下來,才能看見兒童與照顧者面對的台階、過路安全、遮蔭和休息空間等問題。城市是否宜居,不只在於樓宇多高,更在於孩子能否安全活動,照顧者能否安心走進日常生活。

新區要規劃舊區要更新

香港並非全無行動,初生嬰兒獎勵金、優先配屋和新增幼兒中心名額,均可紓緩部分壓力。問題是政策各管一段,未能把住房、托育、工作保障和社區支援連成一張網。政府宜以「家社互聯」整合政策,推行家庭發展影響評估。房屋、規劃、交通和勞工政策出台之前,都要交代對家庭形成、照顧成本和父母就業有甚麼影響,並由高層統籌跨局落實。

北部都會區可率先訂立家庭友善社區標準,把0至3歲托育、母嬰健康、兒童遊樂空間和家庭支援,列為入伙前的必要配套,不是入伙後的補漏。規劃亦應吸收房委會「幸福設計」指引,照顧嬰兒車通道、遮蔭座椅和跨代休憩空間。標準要寫進土地契約和驗收條件。否則,再好的藍圖也是紙上風景。

新區之外,舊邨也要更新。坪石邨翻新公共空間,添置座椅、綠化和活動設施,說明「微更新」也能方便照顧者攜幼出行,讓老幼共享一方天地。政府應定期檢討社區標準,按幼兒人口和使用情況調整設施,不讓翻新淪為一次性工程,而是有系統地惠及已發展社區。

一張床也是一份信心

幼稚園收生下降,未必只意味一場殺校危機,也可成為托育轉型的契機。政府可盤點空置課室,資助合適校舍改裝,培訓人員,開設兩至三歲托兒班。社區客廳也可加入家長互助、育兒資訊和服務轉介。條件成熟的,試行受規管的短暫託管,成為家庭服務樞紐。家庭還欠缺時間,政府可在現有產假和侍產假以外,研究父親專屬、不可轉讓的育兒假,並協助中小企分擔部分成本。只有讓父親實際承擔更多照顧時間,才能避免育兒責任繼續集中於母親,最終由女性以收入減少、晉升受阻和就業機會收窄來承擔代價。

低生育率是城市信心的滯後指標,青年是否敢於成家,反映他們是否相信香港能承接未來20年的住房、工作與照顧重擔。權利為本,不是死抱「無後為大」,也不是把問題推給「個人主義」。它要求城市交出時間、服務、住房與社區四重保障。一個家,不只要放得下一張嬰兒床,還要容得下一家人對未來的想像。讓市民有條件、有支援、有尊嚴地選擇家庭生活,才是人口政策應走的路。

作者潘學智是民思政策研究所研究總監,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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