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即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引發全球種族平權運動的兩年後，出身倫敦南部移民家庭的阿迪（Jason Arday）獲聘為英國劍橋大學教育社會學教授，成為這所擁有800年歷史的精英學府中最年輕的黑人教授。
他的成長故事極具戲劇性：3歲確診自閉症、11歲才開口說話、18歲方能讀寫，卻以37歲之齡登入學術殿堂頂峰。美國知名出版商Simon & Schuster據稱甚至斥資140萬美元買下他的回憶錄版權。然而，不到一個月內，這位學術明星的故事卻演變成劍橋近年最嚴重的學術造假醜聞，引爆右派對高校「多元、公平和包容」（DEI）政策的猛烈抨擊。

破格晉升

阿迪的學術背景，在傳統精英高校眼中顯得相當不尋常。他於1992年升格的新興學府——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取得教育學博士，過往的學士與碩士學位亦全數與教育及體育相關。儘管他自稱曾在杜倫大學與格拉斯哥大學教授社會學，並發表多篇關於批判種族理論及神經多樣性的論文，包括出版兩本關於少數族裔和教育的書，但他從未受過社會學科的正規學術訓練。

在劍橋，獲得教授頭銜通常需要十至二十年的深耕，並從講師一路拾級而上。對於阿迪的空降，《衛報》採訪的多名學者皆表震驚，有社會學學者直言：「我去搜尋了他的履歷，即便退一步說，結果也是令人失望的。」

然而，學術資歷的不足，似乎被他無可挑剔的勵志人生所填補。 阿迪來自父母皆為迦納移民的公共屋邨家庭。他在回憶錄中描述，在母親與導師的支持下，他克服了嚴重學習障礙，從體育教師一路攻讀至博士。在弱勢地區任教的經歷，讓他對制度性不平等有切身之痛，其研究方向（黑人學生、神經多樣性）與親身經歷完美契合，極具說服力。

任命發布後，阿迪旋即登上英美各大媒體頭條。BBC 當時的報導指出，英國逾23,000名教授中僅有155名黑人，劍橋更是只有5名。阿迪表示，他希望利用劍橋的影響力，讓更多來自弱勢背景的人進入高等教育，並推動教育真正民主化。在全球高等學府因「覺醒文化（Woke culture）」而面臨政治正確檢視的當下，阿迪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劍橋推動DEI運動的活樣板。

造假醜聞

到了今年7月，這個神話故事急轉直下。因發表種族爭議言論而遭解僱的劍橋前研究員 Nathan Cofnas，率先披露阿迪2015年的博士論文涉嫌抄襲，隨後各家媒體的調查讓更多造假疑雲浮出水面。

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 分析該論文發現當中逾180個段落與另一名博士學生Paula Zwozdiak-Myers2009年博士論文相同或近乎相同。

阿迪還被指偽造自己的履歷，謊稱自己曾在格拉斯哥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以及出版兩本書。另據《泰晤士報》報道，阿迪還曾經在研究中引述其他學者的分析，將其作為自己受訪者的說法。

部分研究被指涉及捏造資料、錯誤引述及不可能的統計數字，例如受訪者性別比例合計達 110%。

此外，阿迪此前声称自己曾經在 35 天内跑了 30 场马拉松，並藉此籌得550萬英鎊慈善捐款的說法也引發质疑——儘管阿迪2023年以後成了學術明星，但其公眾知名度幾乎不可能換來如此巨額捐款。他後來向《衛報》解釋稱這筆善款是在20多年间在許多籌款團體幫助下獲得，但因保密協議而无法透露具體參與者信息。

事件爆發之初，劍橋大學曾強硬捍衛阿迪，反批指控為誹謗。但短短幾天後，校方在排山倒海的證據下宣布展開調查，阿迪亦於同日宣布辭職。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泰晤士報》利用四個AI檢測工具審查其辭職信，其中三個判定該信件「完全或幾乎由AI生成」。

左派寒蟬效應

此次醜聞也折射出當今學術界在 DEI 政策下的尷尬處境。

《每日電訊報》報道披露，阿迪獲任幾個月後，普利茅斯馬里昂大學（Plymouth Marjon University）名譽教授David Harris曾去信劍橋大學，指出阿迪學術作品的抄襲嫌疑。不過，Harris本人此前曾經捲入種族問題爭議，並一度因此被剝奪名譽教授頭銜。而引發此次輿論風波的研究員Nathan Cofnas則曾公開表示：「在優績主義社會下，黑人幾乎會從體育和娛樂圈以外所有領域的高階崗位上消失。」這兩位舉報者的個人身分和背景，也影響了劍橋大學以及英國國內外進步派否認學術欺詐指控、聲援阿迪的決定。

但或許高調批評阿迪的只有兩位種族保守派人士本身就能說明問題——即便阿迪的故事中充滿疑點，但中間派和左派幾乎沒有人願意站出來質疑阿迪的學術資格，更不用說劍橋校方在獲悉這類指控後，堅持校方委任符合程序，而沒有展開任何調查。即便在愈來愈多指控浮出檯面後，傳媒報道中引述的許多質疑阿迪的學者亦不願意透露姓名。

諾丁漢特朗特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前英國政府顧問丁沃爾（Robert Dingwall）表示：，在當前的環境下，針對少數族裔學者的剽竊指控幾乎就等同於反對「平等、多樣性和包容性」運動。

事實上，《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記者Jack Grove撰文透露，他曾於今年就抄襲問題聯繫阿迪要求回應，但遭對方報警處理，他後來收到倫敦警方通知，稱因事件已給對方造成負面的心理影響，要求停止聯絡。

兩年前，阿迪的故事是進步派推動種族平等的招牌；如今，他卻淪為保守派攻擊 DEI 政策「矯枉過正」、「盲目給予少數群體特權」的最佳武器，成為覺醒文化失敗的難堪象徵。

事件也引發學界對劍橋聘任標準及程序嚴謹性的質疑。來自劍橋校內，學者正在簽署聯名信，呼籲校方對阿迪的任命進行調查，聯名信的組織者批評大學在公布委任消息時的宣傳手段和程度，斥其在當前政治環境下尋找「快速解決方案」：「（劍橋）大學是否是为了自己获得公众荣誉，而不是通过这一任命来进行教学和研究？」

阿迪事件的落幕，給劍橋聲譽造成嚴重損害之餘，也給高等教育界留下思考：在追求校園多元化與歷史補償的同時，若捨棄了客觀嚴謹的學術底線，最終傷害的，恐怕是那些真正憑藉自身實力在學術圈艱苦奮鬥的少數族裔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