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越來越離不開中國，但中國國足與世界盃的距離並未縮短。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本周即將開打。這個全球體育盛宴不僅是競技舞台，也是觀察中國嵌入全球體系方式的窗口。

2002年，中國首次踢進世界盃；此後24年，未再晉級。今年的世界盃首次由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聯合舉辦，並從32支球隊擴軍至48支，但中國隊仍被擋在門外。

中國男足與世界盃長期「脫鈎」已成常態，惟中國元素多年來並未缺席，甚至已經多到中國媒體能分類盤點。

從地域看，有浙江製造（尤其是義烏）、廣東製造、山東製造等；從領域看，有中國製造、中國智造、中國贊助、中國基建、中國裁判、中國球迷等，「中國」幾乎覆蓋世界盃的外圍結構。

從紀念品到球迷用品，再到內置智能晶片的比賽用球，中國製造深度嵌入供應鏈體系，成為全球體育經濟的一部分。這種存在並非源於足球競技成績，而是產業分工位置和製造業能力。

裁判體系中同樣出現中國身影：馬寧、傅明及周飛組成的「主裁+VAR（影片助理裁判）+助理裁判」團隊入圍。43歲的傅明成為首位中國籍世界盃VAR裁判。46歲的馬寧更是成了無數中國球迷的精神寄託，相關微博話題瀏覽量突破360萬次，他也被世界盃中國贊助商納入傳播敘事中。

內容轉播方面，則形成中國央視主導，咪咕、小紅書參與的中國媒體轉播格局。以女性用戶佔比較高的小紅書拿下轉播權，被視為一次試圖拓展「直男流量」的商業豪賭。

在這張不斷擴展的「中國地圖」中，始終缺少最關鍵的那塊拼圖——中國國足。央視主持人白岩松在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期間留下的那句話至今仍適用：「中國除了足球隊沒去，基本其他都去了。」

這或許是中國足球最扎心的現實。中國通過商業、製造與內容平台，成為世界盃重要的「外圍參與者」，但這個身份本身並不通往球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足球有濃厚興趣。2011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首提中國足球「三願望」：打進世界盃、舉辦世界盃、贏得世界盃。

但實現願望的路徑迄今仍不清晰。《經濟學人》最新題為「中國足球為何如此差勁」的文章指出，按照國際足聯現行大洲輪換機制，中國最快要等到2042年才可能舉辦世界盃。這意味著中國領導人關於足球的願望之一即便實現，也將跨越30餘年時間，屆時他將年滿89歲。

中國是否仍熱衷於申辦世界盃，有待觀察。相比之下，要實現其他兩個願望更為艱難。

長期以來，中國媒體將中國足球的跌跌撞撞歸咎於腐敗、半截子市場化、聯賽治理失序與青訓體系斷裂等。大約始於2010年的「金元足球」無序擴張，留下結構性畸形難題；校園足球計劃則被批評流於政績工程，未能與職業體系形成人才輸送機制。

但更深層的問題仍在治理邏輯本身。前述《經濟學人》文章作者、長期追蹤中國足球的體育專家德雷爾指出，癥結還在於，中國足球被置於國家官僚體系之下，被打造成政治項目，配有具體目標、口號和官方指令。

他分析，自上而下的規劃，有助於中國在基建和電動車領域發展，但成功的足球文化通常是雜亂無章、扎根地方且自然形成，依賴的是孩子們在非正式場合踢球和社會自發演化。

他說，中國在奧運會個人項目上表現出色，因為這些項目可通過反復訓練和集中培訓取得成果。相比之下，足球依賴即興發揮、不可測和深厚基層基礎。

不過，一種體現草根力量的足球形態，正在中國基層冒出頭來。

貴州「村超」與江蘇「蘇超」等草根聯賽呈現出清新面貌：低門檻參與、地方驅動、弱行政控制、強情緒動員、高傳播性，比賽熱度有時還超過職業聯賽。

這些賽事不依靠國家隊體系或精英青訓路徑，更多源於基層、地方與自發組織維持運轉。它們沒有職業色彩，卻具備足球所需底色：自發參與。尤其是村超，一群人白天上班，晚上踢球，沒有天價球員光環，觀眾看到的，是「隔壁村老王大戰隔壁寨老李」。

這種草根足球的興起，最終能否轉化為體系競爭力，助中國發展成足球強國，有待時間給出答案。但它起碼符合專家所推薦的基礎邏輯：足球需要「野蠻生長」，起點是參與，不是規劃。

頂層設計有助於建造球場，卻未必能培養足球文化。中國或許是全球最擅長頂層設計的國家之一，但足球偏偏不是完全服從於規劃的領域。不可測，是足球最大的魅力，正因如此，足球強國往往生於街頭與社區，而非文件與指標之中。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