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十八大以來，中國反腐行動已經持續十多年，給整個國家的政治秩序、官場生態產生了很大影響，既展現出最高層的反腐決心與強大的掌控力，又說明中國反腐形勢依舊複雜嚴峻。尤其是在反腐行動已經進行十多年的背景下，每年仍然還有一大批身居高位的官員被查，甚至有不少昔日備受重用的官員落馬，無疑說明中國需要在目前反腐模式之外早日探索出一條能從根本上防止腐敗的新路。

反腐形勢依舊複雜嚴峻

反腐行動的積極意義毋庸置疑。2013年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曾在十八屆中紀委第二次全會上指出，「中國歷史上因為統治集團嚴重腐敗導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當今世界上由於執政黨腐化墮落、嚴重脱離群眾導致失去政權的例子也不勝枚舉」，「如果任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過去十多年以來，中國最高層發起了反腐行動，被查官員數量之多，可以說是創下歷史紀錄。

2022年6月，一場中宣部舉行的「中國這十年」新聞發布會的公開數據顯示，十八大以來，截至2022年4月底，「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調查438.8萬件、470.9萬人」。十年之間，470.9萬人被查，數量如此之多，超乎許多人想象。

然而十年470.9萬人被查只是開始，腐敗問題依舊嚴重。根據中紀委公布的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監督檢查、審查調查情況可知，2022年立案59.6萬件、處分59.2萬人，2023年立案62.6萬件、處分61萬人，2024年立案87.7萬件、處分88.9萬人，2025年立案101.2萬件、處分98.3萬人，每一年都比前一年多。2022年至2025年，四年累計立案311.1萬件與處分307.4萬人，數量已經達到2012年至2022年的70%。這除了說明中國反腐行動呈現常態化的高壓態勢之外，還說明官場腐敗現象觸目驚心，違法亂紀的數量依舊居高不下。為什麼民間流行「貪官越抓越多」的說法，歸根結底是因為官場腐敗問題依舊十分猖獗，依舊未得到根治。

反腐工作存在時間窗口，若不能早日探索出治本之策，有可能錯失寶貴機會。自2012年中國發起大規模反腐行動以來，起初一批省部級以上高官的落馬，尤其是周永康案、郭伯雄案、徐才厚案、令計劃案，曾有力振奮人心，但隨着時間推移，高官的頻繁被查難以再像過去那樣鼓舞人心。這說明面對依舊嚴峻的反腐形勢與日益增多的違法亂紀案件，反腐行動在人心層面所產生的邊際效益開始下降。此時此刻，中國反腐行動恐怕已經不能再滿足於被查官員的數量，而是越來越需要讓世人看到腐敗問題大量減少的實際成效，越來越需要通過反腐行動建立起來的權威與展現出的決心早日根治腐敗，從而讓中國能夠成功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

以新加坡經驗來思索中國反腐出路

那麼，怎麼早日根治腐敗？新加坡的反貪經驗具有啟發意義。數十年前的新加坡同樣被腐敗問題困擾，後來經過人民行動黨與李光耀的持續努力，才得以成為世界聞名的廉潔國家。深圳大學教授呂元禮曾在《新加坡為什麼能》一書中將新加坡的反貪經驗總結為：「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貪；以薪養廉，使人不必貪；以規固廉，使人不能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貪。」具體而言，以德倡廉是指注重道德教育，主張公職人員應該忠於國家，恥於貪腐，保持君子作風。以薪養廉是指給予公職人員較為豐厚的薪金，讓他們能在不必貪腐的情況下過上較為體面的生活。以規固廉是指針對公職人員和公務行為制定實施嚴密的規定，建立權力制衡制度，堵塞漏洞，減少腐敗機會。以法保廉是指新加坡通過強有力的反貪機構和嚴明、嚴厲的法律雙管齊下，反貪機構風聞出擊，執法嚴厲，讓公職人員不敢貪污。

以新加坡的反貪經驗作為參照，不難發現自古以來中國反腐所存在的短板。在以德倡廉方面，中國政治文化中自古以來便有濃厚的道德傳統，對官員群體有清正廉明的樸素期待，格外崇尚清官。今天中國繼承了曾經的政治傳統，十分強調對官員的道德教育。然而僅靠以德倡廉根本不足以解決問題，因為人性中同時包括光明面向與幽暗面向，以德倡廉只能激勵人性中的光明面向，至多對少數人有效，卻難以對人性中的幽暗面向產生剛性約束，故往往不可持續。這也是為何在傳統中國王朝，被人稱讚的清官少之又少，在少數清官背後往往是腐敗問題的頻發多發。

在以薪養廉方面，新加坡的經驗在於誠實看待人性中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面向與政治所包含的養家餬口的職業面向。官員是人民公僕，具有為人民服務的公共面向，但官員同樣是有七情六慾的人，同樣需要考慮柴米油鹽醬醋茶。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時代，能否吸引人才的一個關鍵是能否提供優厚待遇。官員是現實中的人，他們的需求同樣是分為不同層次，他們同樣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樸素道理所影響。然而僅靠以薪養廉遠遠不夠，因為人心不足蛇吞象，不是每個人在有了豐厚待遇後都能進行自我約束。傳統中國的明朝與清朝可以作為經驗教訓，明朝官員的薪俸相對偏低，腐敗問題十分嚴重，清朝雍正時期通過創立？養廉銀製度來給官員發放高額補貼，但依舊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清朝官場的腐敗風氣。

今天中國官員的待遇穩定，福利齊全，退休後的保障非常好，但缺乏透明度。中國財政供養人員的規模過於龐大，一些人口收縮地區存在人浮於事的問題，數量越來越多的「體制內」退休人員的養老金與「體制外」的農民養老金差距過大。從長遠來看，中國一方面應該在考慮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財政承受能力、社會公平的前提下給予官員群體與他們的職位、能力、貢獻、付出相匹配的待遇，意在吸引人才，讓官員能通過合法收入過上體面生活，另一方面應該努力提升效率，精簡機構和人員，確保官員待遇公開透明，將體制成本控制在合理範圍，節用裕民。

新加坡的以規固廉和以法保廉是建設廉潔國家的關鍵。簡單來說，新加坡既有反貪機構與防止腐敗的法律法規，又有以議會民主為基礎的權力制衡與監督制度。與新加坡相比，傳統中國的王朝並不缺乏自上而下的監察機構與防止腐敗的法律法規，比如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反腐決心很大，當時有十分嚴酷的法律法規與專門的監察機構，但唯獨缺乏以民主政治為基礎的權力制衡與監督制度，過於依賴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進行自我反腐，以至於擺脱不了「左手監督右手」的根本困境。

今天中國在經過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共產黨革命、改革開放的洗禮之後早已建立了一套與傳統中國有很大區別的政治體系，具有世界範圍內少有的超強國家整合與建構能力，民主、法治程度相比於古代有顯著提升，但民主、法治的水平與時代潮流、人民日益增長的權利意識、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依然存在明顯落差。這造成中國的反腐行動仍然過於依賴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進行自我革命，而難以藉助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導致反腐成本高，腐敗問題十分容易「春風吹又生」。

根治腐敗與國家長治久安離不開民主

中國反腐行動雖有藉助媒體、社會監督、群眾舉報的力量，但以官員反官員為主。官員反官員存在兩個短板，一是反腐機構的人員、精力、預算是有限的，而官員群體的規模十分龐大，僅靠反腐機構來反腐，容易造成反腐機構疲於奔命、左支右絀；二是反腐機構是官員群體的一部分，難以擺脱整個官場複雜關係與利益的影響。

像新加坡那樣以民主政治為基礎的國家和地區，反腐行動具有兩個難以替代的優勢，一是整個政治體系的權力結構已經形成互相監督的閉環，人民能通過十分有力的制度化渠道來監督、約束政府，能成為反腐的最大後盾，能對權力機構形成剛性約束，二是民主政治所帶來的開放環境與充分的社會監督，有利於把全社會的人民群眾力量都調動起來，讓官員行為時刻被檢視，一旦有腐敗行為，容易在第一時間被發現，從而大幅減輕反腐機構的工作量和顯著提高反腐效率，事半功倍。

毫無疑問，不同國家和地區因為現實情況不同，民主的形式、推進速度難以避免會存在區別。中國的反腐工作、長治久安需要以民主政治作為基礎，否則難以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對的時候說過：「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鄧小平同樣說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中國的民主政治道路除了需要考慮現實國情之外，還應該總結東西方的經驗教訓，在借鑑新加坡、歐美國家的選舉民主長處的同時，努力規避選舉民主的短處。筆者主張的以「主權在民、治權在賢、賢從民中來、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為核心的賢能民主混合政治方案，正是因為認識到選舉民主被民粹主義、既得利益集團過度影響的短板，故主張在保持、擴大民主參與和監督的同時儘可能提升民主參與和監督的理性水平，從而對選舉民主揚長避短。無論如何，為了根治腐敗，為了讓國家長治久安和良政善治，中國需要早日建立與超強國家能力相適應的民主機制。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時代在發展，社會在演進，民情在變化。傳統中國王朝的反腐教訓與2012年以來已經進行十多年的反腐行動，均在說明為了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中國需要抓住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國家進步所積累的有利條件，勇敢探索新的反腐道路，借鑑人類社會已有的成功反腐經驗，打破官員反官員的路徑依賴，制度化引入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監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