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戰爭、和平與統一的距離

撰文:陳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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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滿佈戰爭風險下如何尋求或確保台海和平的機會,是近年來台灣內部一項被各個政黨討論的顯學,幾乎所有政黨都自言追求和平,又經常指責對手把台灣推向戰爭,例如民進黨主張強化國防、以實力維持和平,國民黨強調恢復對話、以交流避免戰爭。至於統一,則像是被放到另一個政治衣櫃裡,不能輕易出櫃,彷彿只要談到統一,就不再屬於和平的範疇。久而久之,戰爭、和平與統一這三個詞,在台灣政黨政治下各自被貼上標籤,甚至成為辨認政治立場的快捷方式。然而,這三者究竟是什麼關係?台灣社會似乎很少真正把它們拆開來談。

11月12日,由關中、丁守中等280名專家學者在台北發起的「兩岸和平倡議」,恰好提供了一個觀察切口,這場倡議原本強調反對戰爭、恢復對話、深化合作,並為未來政治協商創造條件,卻因前海基會副董事長邱進益提出「兩岸和平融合十年計畫」,主張2032年推動統一貨幣、2036年討論政治安排,引發爭議。到了11月16日,關中、丁守中公開澄清,邱進益的主張純屬個人意見,280名發起人的共識「只強調和平,用對話代替對抗,不談統獨」,另在國民黨方面也鄭重澄清,直言相關內容與現任黨中央無關,黨中央未做相關決議,也未授權以國民黨名義發布。

前海基會副董事長邱進益會上倡議,「兩岸和平倡議」應增加兩個字為「兩岸和平融合倡議」,更拋出202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2032年兩岸「統一貨幣」、2036年討論「一國兩制」的10年計畫。(維基百科)

這個切割對比12日當天的浩浩蕩蕩,結果耐人尋味,細剖開來,原來即使是同一批主張兩岸和平、希望恢復政治協商的人士,一旦有人把討論從和平推進到統一,彼此之間也會立即出現一道界線。簡言之,和平可以談,統一卻未必能碰。這當然不只是選舉政治下的風險考量,也反映台灣內部對兩岸關係未來的想像,存在一種長期沒有被說清楚的政治距離。

可問題在於,戰爭、和平與統一,原本就不是同一層次的概念。

先就三者代表的本質意義來講,戰爭(或為暴力)可以是一種最直接解決政治衝突的手段,和平則是相關方為避免武力衝突、維持非戰關係的狀態,而統一涉及的主要是主權歸屬、政治制度與最終安排。這三者當然可以存在關聯,但在邏輯上,卻不能簡單排列成一條從戰爭走向和平、再走向統一的線性關係,意即台海和平未必通往兩岸統一,兩岸統一也不必然透過台海戰爭實現,同樣地,反對統一也不等於支持戰爭,主張和平也不全然就代表接受北京提出的政治條件。但這樣的邏輯辯證,放在台灣紊亂的政治語境裡,往往變得異常困難。

以民進黨為例,賴清德政府主張透過國防建設與嚇阻能力維持台海和平,其基本邏輯是讓北京認為動武代價過高,從而避免戰爭,但在部分國民黨陣營論述中,增加軍購、強化備戰,得解讀為挑釁北京、升高戰爭風險。於是乎,在不同政治立場下,同一件國防建設可以同時服務於保衛和平與製造戰爭。

2月11日,賴清德主持「國家安全不能等!支持國防採購特別條例」記者會。(台灣官方)

國民黨面對的困境則剛好相反,例如常聞的恢復兩岸交流、降低敵意,原本是為避免軍事衝突的政策選擇,但在民進黨的政治語言中,此類對話與協商是輸誠、是通匪,是在向北京投降讓步,甚至可能成為接受統一的前奏。如見台灣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回應這次和平倡議時便強調「和平不是投降」,並指責真正應該被要求停止破壞和平的是北京。

國民黨主鄭麗文多次表明,國民黨要證明兩岸不需兵兇戰危 可憑智慧走出和平大道。(Facebook@鄭麗文)

順著梁文傑的意識脈絡,可以追問的是,這類的和平協商到底在什麼條件下會變成民進黨定義的政治投降?反過來說,民進黨也需要回答,做再多的軍事嚇阻又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達到保障和平目標,而不是讓雙方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這些本應是政策辯論的核心,卻經常在政黨相互指責中被省略。

然而,在「戰爭與和平」這組相競爭的狀態詞彙之後,更值得注意的其實更是「統一」的這個概念。在台灣當前的政治環境中,統一往往被直接連結到北京的「一國兩制」,再進一步連結到政治制度改變、自由民主可能受到限制的風險。這種疑慮有其歷史與現實背景,尤其香港經驗,讓台灣社會對北京提出的制度承諾抱持戒心。但統一作為一種政治終局,與北京目前提出的具體統一方案,仍然有概念上的區別。

先不論台灣是否必須接受統一,而是在此之前,如果台灣連統一的不同制度想像、協商條件與可能後果都不能討論,所謂兩岸最終政治安排,基本沒有剩下多少可以討論的內容。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仍然是中共追求統一的基本方針。

就此回頭來看關中、丁守中與邱進益之間的分歧,便能理解這道界線有多麼敏感。關中、丁守中願意談和平,也願意為未來政治協商創造條件,但當邱進益把共同市場、統一貨幣乃至政治安排的時間表攤開,倡議者卻必須立即說明這不是共同立場。這至少說明,在台灣政治現實下,和平仍是可以凝聚不同立場的最大公約數,統一還遠遠不是。

當然,邱進益的十年計畫本身有不少值得質疑之處,尤其貨幣統一涉及金融主權、財政制度及中央銀行安排,不能因為有了時間表,就當作政治問題已有解方。但方案是否可行,與方案能否被公開討論,本就是兩個不同問題。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8月17日在紀念江澤民誕辰10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引用江澤民關於「中華民族將在完成祖國統一基礎上實現偉大復興」的展望。(新華社)

是以,台灣政黨政治最弔詭的地方,是各方都在爭奪和平的解釋權,卻又習慣用戰爭或統一替政治對手定性,唯政治標籤貼久了,甚至連政策內容都不必細看,只要知道是誰提出,就可以預先決定支持或反對。但兩岸關係終究不是一道政黨認同的選擇題,舉凡戰爭涉及手段,和平涉及狀態,統一涉及終局,真正需要討論的,是不同手段如何影響和平,以及不同政治終局需要哪些條件、代價與民意授權等。

舉例來說,在台灣內部,對多數主張維持現狀的人而言,和平本身就可能是長期目標,但對主張和平統一的人而言,和平就不只是目標,也是實現統一的必要條件。兩者雖然都使用「和平」一詞,卻對和平之後的政治安排有著截然不同的想像。因為有一個問題在台灣內部始終沒有共識,即這裡的「和平」究竟是政治終局,還是是通往不同終局的共同條件?而關中、丁守中堂而皇之的與邱進益之間的切割,正好點明了當前台灣社會,從反對戰爭到追求和平,再到討論統一,彼此之間存在的政治距離,遠比一句「和平保台」或「以武拒統」來得複雜。這道距離若始終沒有被說清楚,台灣的兩岸辯論恐怕仍會停留在一個熟悉的循環:每個人都說自己要和平,卻沒有多少人願意認真討論,和平之後究竟要往哪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