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開始，內地高考成績陸續放榜，對於部份被「軍事化管控」了三年的高中生而言，接下來的四年大學生活堪稱「空心化狂歡」——「水課」氾濫，「清考」放水，「嚴進寬出」讓本科四年縮水為三年。應試教育教會了學生如何得分、如何避坑、如何在叢林法則中存活、如何在十幾歲的年紀就比成年人更現實。卻鮮少追問：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這套教育制度，究竟是在教育「人」，還是在批量生產這場「生存競賽」裏無意識的「機器人玩家」？

「教育之殤」系列報道之二

高中工廠裡的「囚徒」

香港人或許難以想像，內地高中生的每一天是這樣度過的：早上7點半到晚上10點半，整整15個小時，他們的生活被壓縮在教室、食堂、宿舍三點之間；從周日到周五，周而復始——不過，這是一所普通中學的情況，兩個月只允許學生休息一天的極端軍事化的高中，不在少數。「我現在任教的高中就是我以前的母校。」26歲的李琳瑋（化名）是廈門市一所重點高中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教齡一年多。她回憶自己11年前讀高中的時光，「那個時候我的學校還沒有晚自習。」而現在，高中生的學習時長明顯比她那一代更長。

班主任的辦公室裏，隨時可以打開監控班機的畫面。上課期間若有學生想離開教室，必須登記後領取一個牌子——「拿這個牌子去上廁所，回來之後把牌子交給值班班長，其他想出去的同學也得拿着牌子才能接着出去，一次最多只能三個人。」李琳瑋補充，「是因為之前出了一些事情」——學生自殺，內地高中發生過學生在晚自習時跳樓自殺的事件，「有些規矩背後都有血淋淋的先例，領導只能憋出一個至少能把鍋甩掉的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70條規定，「學校應將網絡素養納入教育內容，規範學生在校使用電子產品」。不過這條法規經常被學校「一刀切」——變成「禁止學生將智能設備帶入校園」。沒有了手機，學生們的解壓方式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高油高鹽的垃圾食品。在為數不多的體育鍛鍊時間，許多學生也選擇留在課室學習而非外出運動。

學不懂也要拼死學物理

內地高考長期實施文理分科，除了語數英必修外，文科生考歷史、政治、地理，理科生考物理、化學、生物。2024年前後，國家全面實施新高考分科制度「3+1+2」，即語數英三門必考，再從物理/歷史兩科中二選一，最後在四門選考科（化學、生物、地理、政治）中任選兩門。該政策本來是為了規避傳統觀念文理分科導致理科生缺乏人文素養、文科生缺乏科學邏輯的問題，並希望學生可以根據自身興趣、特長和未來專業志向選擇科目，但在功利主義的升學目標下，「文科無用論」愈演愈烈。

李琳瑋任教的學校，曾以文科見長，但如今選物理的有16個班，選歷史的只剩下3至4個班。她形容，「現在的學生比老師和家長都要實際」，在信息化時代，他們能提前接觸到大量有關就業的信息——「12種選課組合大學專業覆蓋率統計表」清晰顯示，選物理、化學、政治，可以選擇逾99%的大學專業，而選擇純文科專業的學生只能選擇不到一半的專業。李琳瑋觀察到，現在學生信奉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調競爭、強調弱肉強食，「哪怕學不懂物理，他們拼死也要學物理。」此外，文科老師在校內已經供過於求，學校甚至停止招聘新的文科老師，把「冗餘」的老師派往別的校區。

內地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警告，這種趨勢最終可能反噬學生本身：「歷史類的招生計劃總體大概佔30%左右。以前選歷史太多，分數競爭激烈，家長說要放棄歷史；現在全部選物理，未來就會發現學位供不應求。」甚至有家長明確表示，「我的孩子就算能考上北京大學文科專業我也不讓他去，還不如去讀一個二本的理工科。」他認為，這種「文科無用論」的氾濫，一方面是高校擴招時大量增設低成本文科專業，導致文科教學質量層次，畢業生就業困難，反過來印證了「文科無用」的論斷；另一方面則是張雪峰等KOL在網絡輿論中起了很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文科大量擴招，但社會需求和教學水平沒跟上。就像我原來只請200個人吃飯，現在變成2,000個人吃飯，還是那麼多飯，請問你吃得飽嗎？

「一分壓倒一操場人」的制度邏輯

儘管李琳瑋任教的學校學生優秀、自覺性高，家庭條件亦不差，但家長和學校仍近乎變態地關注學生成績，「每周周考的成績，家長用手機隨時能查到」。對校長而言，兩個校區之間的成績競爭是紅線，連總分的小數點後兩位都要拿來比較，「你的班級成績比另外一個校區差的話，校長直接就來找你。」即便是月考，也不允許落後。

這種「一分壓倒一操場人」的論調早已在內地基礎教育中根深蒂固。熊丙奇分析道，1990年代末中國高等教育是「精英化」，2002年開始走向「普及化」，然而，隨着高校的擴招，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等級化」。「出現了985高校、211院校，衍生出名校崇拜。以前上大學就不錯了，變成上名校才不錯。」內地中考、高考的人數年年升高，分數、學歷、院校陷入了瘋狂的「內卷」。

然而，名校的門檻並非僅靠分數就能跨越。在這場零和博弈中，家庭資源的差異被放大。李琳瑋觀察到，即便是在同一個城市，「有錢的學生能獲取的教育資源也比家境不好的學生多多了。」她遇過有家長坦言「我們家就只補得起這兩科，其他我們就補不起了」，而另一些家庭則有各種各樣的辦法為孩子鋪路。

學生覺得自己不適合高考，家長馬上把他安排去香港讀DSE，也有的直接出國，或者去北京讀書，你要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就不可能。

這種差距不僅體現在經濟資源上，更體現在信息的獲取和運用。李琳瑋見過一些公務員或教師家庭出身的孩子，他們的父母深諳體制內的規則——知道什麼學科組合是為了考公務員做準備、清楚哪些學校在招聘中有優勢。「哪怕有些孩子的成績要更好，但是因為他不知道這些信息，最後走了彎路。」高考志願填報可填80多個志願，規則極其複雜，學校提供的職業規劃支持卻遠遠跟不上。李琳瑋坦言，學校的職業推薦會全靠班主任「良心手搓」（自行編製），但班主任的信息和能力也有限。

熊丙奇的批評更為尖銳：「學校的選科講座，幹不過一個自媒體的一句話。」當教育焦慮成為一門穩賺不賠的生意，理性的聲音在互聯網上的傳播便愈發艱難——「因為它有思考的，而那種煽動性的東西很容易傳播。」而最終為信息差買單的，永遠是那些最沒有資源的家庭。

高考終點後的大學教育空心化

如果說高中是一場名為「高考」的漫長戰役，那麼大學則是一場劫後餘生的狂歡。「嚴進寬出」、「教育空心話」內地大學教育長期以來的問題。「一些學生到了高校變得迷茫，無所事事，難以保障人才培養質量。」他批評大學開設「水課」給學生送學分，用「清考」制度送不合格的學生畢業，實質導致「大學本科四年縮水為三年」，甚至新聞報導中也不乏高分考上名校的學霸因不上課、不考試，待在宿舍打遊戲被學校勸退。

在供給端，高校同質化問題同樣嚴峻。熊丙奇指出，地方本科院校為了節省辦學成本、體現辦學政績，普遍選擇了辦研究型大學、以考研為導向的路徑。「學生一進大學就被教育為把考研作為畢業出路，學校也只研究考研率，而不研究畢業生究竟到哪些用人單位就業。」他指，儘管現在本科院校教學素質低下，但如果說要以縮招的資源進行專業改革，家長一定反對，目前本科院校的社會需求就是既要擴招、要名校、要好就業，又不接受自己的孩子被淘汰——改革便在這矛盾中舉步維艱。

文科生或成AI時代稀缺資源

熊丙奇直言：「中國90%的大學都應該進行職業教育。」但現實中，職業教育長期被污名化為「次選」，社會觀念的轉變遙遙無期。他主張落實「分類發展」——讓少量研究型大學專注學術，普通本科高校培養應用型人才，增設職業大學培養技術型人才，避免高等教育的「等級化」與「千校一面」。

「未來十年也很難改，我們會面臨2029年的中考高峰，2032年的高考高峰。」他坦言。然而，少子化的浪潮正在逼近，「少子化會對中國的教育生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個比人工智能的改變還大了。」當大學從「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那些缺乏特色的院校將面臨淘汰。

但更根本的轉變，或許來自AI時代對人才需求的重塑，而這並不是理工科行天下的時代。「你要跟AI對話，你提會問、你會思考，比什麼都重要。這個用的能力不就是文科的能力嗎？」在熊丙奇看來，那些被貶低為「無用」的批判思維、表達能力與人文關懷，恰恰是下一個時代最稀缺的素養。學校瘋狂追逐理工科的今天，文科生或將會成為未來的稀缺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