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高考「一試定生死」，香港的升學路徑則為學生提供了更寬闊的試錯空間——中學文憑試（DSE）成績未達標者可先報讀高等院校的「副學士學位」再銜接「學士學位」；或者先報讀較易錄取的學科再轉科，限制相對較少，文科學也可以轉讀理工科。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接受《香港01》專訪時形容，太早強行分流並不理想，而大學本科應是學生「摸索自己、認識自己」的自由階段。然而，穿過這條相對靈活的升學通道，香港高等教育呈現出另一幅複雜圖景：一邊是院校為爭奪國際排名而催谷論文、爭搶生源，一邊是學科失衡的蔓延和「水碩」市場的爆發所帶來的產業泡沫。教育的本質，正在被量化指標悄然置換，而資源的分配也被批評喪失了公平的原則。

「教育之殤」系列報道之三

DSE有更多試錯機會

在何順文看來，香港教育制度「相對公平」。他指出，大學招生除了看DSE成績，還看讀書期間整體成績、操行、課外活動、獎項等等，並不是「一試定生死」。此外，學生即使DSE未達「3322」的最低成績要求，仍可透過修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等途徑銜接大學，「不會說一次考試不好就沒有機會」。香港多間專上院校的跟進調查顯示，有部分院校副學士課程升學率高達9成，如浸會大學。比起內地「一分壓到一操場人」、「高考定生死」的「獨木橋」，香港的升學制度確實為學生提供了更多試錯機會。

內地高考「選科綁專業」、一旦選定便很難回頭，不少大學要求學生成績達到專業前三才能轉科。香港DSE的選科組合則相對自由，大學入學後也可以先修讀基礎科目再轉專業，「香港逐漸將專業課程放在研究生院而非本科，例如兩間大學醫學院的研究生醫學課程只要求學生有一些理學基礎。」何順文強調，太早強行分主修或專業「是不理想的」，他甚至認為本科教育也不應該過早分科，「學生多讀基礎學科才能知道自己專長所在」。

名校情意結掀家庭資源戰

儘管如此，香港家長為子女爭奪名校的戰役，遠比外界想像的要更早打響。每年升中派位期間，全港中學排行榜單廣受家長追捧，多間傳統名校的中一自行分配學額競爭極為激烈，僅憑學業成績根本難以脫穎而出——從綜合素質、課外成就、社會責任感、面試表現、是否與學校理念契合，到家長的信息、人脈、資源和經濟實力，都成了決定性的考慮因素；部分學校的收生準則中，學業以外的「軟實力」佔比甚至高達四成以上。當升學競賽的門檻從「考得好」變成「活得豐富」，家境優渥的學生自然更有條件積累亮麗的履歷，而家境普通卻同樣優秀的學生，往往只能留在津貼學校的賽道上。

「好家庭才能上好學校，好學校才能有好資源，好資源才能教出好學生」的惡行循環之下，不少基層家庭的學生像被釘死在了更艱難的道路上，只能承受更不公平的資源分配。由個別媒體根據學校公布成績自行整理的2025年DSE排行榜中，直資學校在前十名中佔了七席，形成「壟斷」之勢。此外，香港教育大學2023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基層學生僅23.8%升讀大學，但中產學生比率高達64.7%，後者是前者的2.7倍。

「達標賽」正在變成「排位賽」

何順文認為，大學名校崇拜在香港並不嚴重。因為香港「相對開放和公平」，職場更看重「表現」而非「學歷背景」，「再過多幾年，可能沒有人問你是哪個學校出身的」。

在薪酬談判桌上，香港僱主也較為務實，求職平台CTgoodjobs的調查發現，僱主對不同大學畢業生願意支付的薪酬差距不過一兩千元。然而，名校畢業生整體薪酬仍然較高，例如，2024年港大畢業生（3.3萬）和嶺南大學畢業生（2萬）的平均月薪相差一萬多元。核心原因或許不在於「名氣溢價」，而在於醫學、法律、金融等起薪豐厚的「神科」，高度集中在少數綜合性名校手中，而浸大、嶺南等以人文社科見長的學校自然難分一杯羹。

再者，制度設計的靈活，並不保證競爭環境的公平。當內地中介將「借殼辦學」、「賣學籍」、「影子學生」變成「保送DSE」的牟利招牌，當「高才通」子女能以受養人身份加入本地生賽道，DSE正從「達標賽」變為考驗家庭資源的「排位賽」。

為何要玩商業機構的排名遊戲？

如果說DSE在制度設計上仍試圖維持公平，那麼大學排名則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商業遊戲」。何順文長期批評整體單一的主流排名的商業化本質，「又做球證又做球員，一邊做排名，一邊和院校合作刊登廣告，缺乏監管，有利益衝突之嫌」。QS自2012年起提供收費星級評核服務——即通過對學校「亮點」的評級，在QS網頁為付費大學設置不同「星級」標籤，城大、教大、浸大等學校均有參與。何順文堅持大學教育「是神聖的，有自己的尊嚴」，因此，儘管恒生大學沒有退出排名，但始終拒絕投放資源競逐排名。

然而，能夠「不玩」本身就是一種「特權」。何順文坦承，恒生大學能夠置身事外，關鍵在於它是不依賴政府經常性撥款的私立大學：「公立大學的經費很多時候受一些指標影響，教資會都有排名指標，大學不玩那個遊戲，是不行的。」教資會2010年發表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已明確指出排名問題，並且批評國際排名流於計算數據、忽略教學質素，卻又自相矛盾地警告「排名一旦下跌，會有嚴重後果」，要求大學適應這場競爭。換言之，連負責資源分配的最高機構也承認排名有問題，卻仍要求大學必須參與。

商業排名不是真的全面、真實、 可信地去反映那間學校的功能、價值。

「本科」學習一定不是商品

大學競逐國際商業機構排名，本質上是功利主義邏輯對大學的全面滲透——排名指標、招生擴張、國際師生比，一切都以可量化的「效益」為導向。而這種功利主義，同樣體現在大學內部的學科配置之中。社會長期被「中環價值」主導，人才培育政策也是傾向工具理性。根據教資會2023/24學年數據，「醫科、牙科和護理科」畢業生月薪中位數高達45,000港元，而「文科和人文科學科」畢業生只有22,417港元，後者只是前者的一半。

何順文批評當局審批課程時「只看短期勞工市場」，做法短視。他主理恒大這10多年來，明知文科收生較少、甚至虧本開科，也仍堅持保留：「社會的發展不可能全部都是實用的東西。就算冷門，也要給機會他們去讀。他不是為了要找工作，而是為了興趣。」

談到「本科」和「碩士」的功能差異，何順文斬釘截鐵地說：「本科教育一定不是商品，而是探索自我，找到興趣，找到意義，培養獨立、自由思考能力的啟發性過程。」而碩士課程則具備市場功能——沒有政府津貼，院校利用碩士收入補貼本科發展，滿足具有一定經濟能力的人對自我專業提升的需求。他不鼓勵學生一畢業就讀碩士課程，而應通過工作經驗吸收、理解學科知識，再攻讀自己感興趣的學科，才能發揮進修碩士的更大效益。

學術標準正向商業邏輯妥協？

相較之下，在人口基數過大、應屆考生競爭極其激烈的內地，本科畢業就立刻申請碩士課程，才是提升職場競爭力、節省寶貴時間最好的方式，而不停擴招的香港研究生課程又為內地學生提供了充足的選擇。因此，大量內地生來港申請一年制碩士課程，同時引發了不少「水碩」（含金量較低的碩士學位）、「假學歷」風波，影響香港高等院校的信譽。

近年，港大、中大分別接獲數百宗懷疑使用假學歷的非本地生申請。去年首七個月，香港警方已接獲126宗涉及大專院校的懷疑假學歷案件。有留學中介在社交平台公然宣揚「一年港碩是花錢買學歷，雖然水但有用」，更有中介以數十萬人民幣提供「保錄」服務。

情況越來越普遍，可見這不是個別院校「放鬆標準」的單一問題，而是非本地生擴招速度遠超監管能力的系統性挑戰。當碩士課程被視為院校的財政工具，當「國際教育樞紐」的願景在執行層面被簡化為非本地生人數的增長，學術標準便無可避免地向商業邏輯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