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大學不只在「商業化」和「理想化」之間搖擺，如同香港一樣，也在「本土化」、「國族化」、「國際化」的交織當中迷失。早有不少聲音批評，本地高等教育制度只懂盲目追隨西方路徑，如香港浸會大學前協理副校長楊志剛就曾形容，「大學校園和講堂內大面積缺乏國家情懷、不談民族觀念」。如今，香港高喊建設「國際教育樞紐」、「人才集聚高地」，但大學惡性競爭、缺乏合作、人才斷層、產學研脫節等問題仍待解決。一所為香港、為中國、也為世界作出貢獻的大學，又應如何構建？

「教育之殤」系列報道之四

香港高教是「國際化」還是「全球化」？

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早在2013年發表的《解大學國際化爭議與迷思》一文中，便區分了「全球化」和「國際化」這兩個常被混淆的概念。「全球化」是跨越國界一體化的整合過程，強調經濟效益與競爭；「國際化」則着重國際社會間的共同利益，鼓勵合作、分享和共贏，注重非經濟的考量。在他看來，「全球化」可以局限或阻礙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而「國際化」本該成為減少「全球化」副作用的動力。

他在文中寫道，大學國際化應涵蓋多重維度——從生源、師資、課程、科研的國際化，到師生思維和校園氛圍的國際化，部分活動可在本土校園內實施，部分則須在境外進行。可惜的是，現實中的國際化卻多停留在最表層的指標競賽：發表更多國際科研論文、招收更多非本地生、聘請更多外籍教師、簽訂更多合作備忘錄、設立更多海外分校和離岸課程。

不是拒絕排名
是拒絕商業排名

13年後的今天，情況有改變嗎？即將於今年8月卸任的何順文，委婉地說出了官員未必樂見的聲音：「現在每一間大學都要擴招，找多些生源、拿好的排名，政府又要搞留學品牌、教育樞紐，某程度上將國際化觀念更加模糊了，沒有真正落實。」

「超級國際化」是香港高教界最引以為傲的標籤，也是香港打造國際教育樞紐的「底氣」，但這種「底氣」，到底是真正的科研實力、教育質素、優質的生源和實踐能力，還是被商業和媒體渲染出來的「空中樓閣」？

2026年的「泰晤士（THE）高等教育排名」和「QS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均有五所大學穩居世界百強。不過，THE排名機構曾坦言，香港八所公立大學的國際化表現出眾，主因是「招攬大量來自內地的學生和教職員」。事實上，QS和THE作為兩個主流排名機構，都將「國際學生比例」納入排名標準，而中國內地學生也被香港特區列為「國際生」範疇。因此，從學校到政府，都不停地擴招非本地生以增加「國際化」元素。2025/26學年中，八大資助院校已有逾兩萬名非本地本科生，相當於本地資助學額近三成。

不可能一個人能改變全世界，但起碼有多一些聲音，多一些參考，多一些平衡。

「我不是說排名是錯的，而是誰去做？怎樣做？如何理解它的限制？不能把排名當成『即食麵』和金科玉律。」儘管恒生大學是香港第一個公開表示不投入資源追逐排名的學校，何順文仍強調自己並不拒絕「排名」的形式，而是支持將不同類型學校分門別類進行學科排名，例如設立私立大學學科榜單。另外，他也支持非牟利性質的國際大學排名，例如歐洲的「U-Multirank」，主要透過教育界人士和國際認可的公信力機構進行排名。

何順文認為，政府、學校甚至媒體都不應過分渲染商業排名；他又直言港府的做法「完全出於公關和經濟的視角」，「官員不應該提國際排名，那是很低層次的」。在他看來，真正的「國際化」——「是看香港高等教育在全世界產生的影響力和領導作用」。

香港各大院校仍在競逐國際排名之際，內地不少優秀大學已出現退出這場商業遊戲的趨勢——2022年，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及蘭州大學等多所內地985名校先後宣布，不再向國際排名機構提供數據，希望回歸以人才培養為本的「中國特色」。

大學忙於互相競爭
如何解決全球難題

何順文在恒生大學成立了青年可持續發展領袖研習所，每年與海外合作院校舉辦社會創新比賽，推動聯合國制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每支參賽隊伍必須由恒生大學學生和海外院校學生混合組成，「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輕人一起討論和交流，去解決現在社會全球出現的老齡化、環境保護、和平，以及探討怎樣解決貧窮地區問題、怎樣提升社會公平，一起做出一些對全人類有貢獻的事情。」這是何順文的堅持，也是他的信念。

可是，環顧本地大學生態，多數院校仍以「國際排名」作為主要優勢，而激烈的「競爭」也就無可避免地取代了共贏的「協作」。何順文直言，「大家都很在乎功能性，不能吃虧，所以一定去搶學生，爭取更多的收入，滿足國際生指標。」他指出，大學的教研活動本應互相補足，但排名遊戲卻將院校推向零和博弈——「學校有個體的目的，老師有個人的目的，學生有個人的目的，有時是與公眾利益互相競爭，而不是為了整體社會發展。」

這種競爭的具體表現之一，是負責分配大學資源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設立的「優配學額」機制。每三年，八大院校須從一年級學士學額中強制撥出4%到6%交還教資會，匯聚成一個公共「彩池」，再提交學術發展計劃書互相競逐，從彩池中重新爭奪這些學額。教資會的教學撥款按人頭計算，學額一旦被搶走，失去的不僅是資源，還有聲譽。

本港大學的人才，世界一流，但為何對經濟民生科技創新的貢獻，世界三流？

溫和還是激進
高等教育如何改？

香港浸會大學前協理副校長楊志剛多次在《香港01》專欄「揚言自得」撰文批評有關機制，並且形容這是「大學校長的惡夢」，而世界其他地區的高校都沒有如此「割喉式」的惡性競爭。院校忙於內部廝殺，便無暇思考如何協作解決本土問題，很多政策討論只能流於表面——而高校為了提高排名，則更傾向於脫離實際的科研議題，於是，當創科浪潮席捲全球，香港高等院校空有頂尖的科研論文與專利，卻始終跨不過產學研之間那道鴻溝。

不少意見指出，大學應該改革，並從「頂層設計」切入。香港專上教育制度，源於英國高教傳統，也長期跟隨英國標準。過去20年最重要的兩份高教政策文件——2002年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書》（Sutherland Report，又稱「宋達能報告」）和2016年的《香港教資會資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報告》（Newby Report）——都是由主導教資會的英國專家撰寫，也以有關專家姓名作為報告簡稱。這些報告當然也有討論排名指標、國際化比例、資源配置效率，但來自外國的他們，自然不會追問香港的大學對於本地社會與國家發展的責任和作用，也就難怪整個體系只能繼續沿着英美劃定的跑道競逐。

「香港不可能永遠跟西方的一套走。」何順文堅定地說，「香港到現在都沒有一個整體的高等教育藍圖，能夠回答究竟高等教育是什麼，怎樣服務本土、怎樣服務地區、怎樣服務全世界？」他指出，政府官員「都不是高等教育的專家」，所以制定的指標「只是講科技、講經濟、講人才」，卻忽略了高等教育在人民、文化、社會層面的功能。特區政府剛剛公布第一個「五年計劃」諮詢文件，而何順文認為這正是大學改革的好契機。

談及「大學改革」，楊志剛的建議曾經引發不少迴響。他提出大刀闊斧，模仿抗戰時期成立、堪稱「中國高等教育傳奇」的「西南聯大」，將香港八大院校合併為「香港聯合大學」，並取消教資會——八所分校校長職權不變，但改向「總校長」負責；學生可以跨校上課、學分互認、資源共享；港聯大統一向外部提交排名數據，從此不必內部廝殺。

香港匯聚了中國傳統教育理念與亞洲社會的倫理文化，對教育有承諾、認真和嚴謹的態度，加上得天獨厚的社會制度、語言法律和國際化環境，卻未能發揮應有的功能——將全球社會融合得更和諧，共同做出對全人類有貢獻的事情。

何順文則認為合併院校「是難的，因為院校都是自主的」，而維護院校自主性和多元性同樣重要，因為不同類型院校可以互相補充、給學生和家長更多選擇，才能形成高教生態的良性循環。他提出四個改革方向：第一，大學要找回公共使命，「不是純粹讓學生找工作、老師升職、院校拿經費」；第二，政府應制定完整的高教藍圖，新加坡和日本早有類似綱領，香港長期空白；第三，公立大學撥款機制應檢討，財政能力強的院校盈餘達數百億元，是否仍需每年領取大量公帑，是否實現「大學公司化」；第四，學科配置不能只向就業市場傾斜，「一個社會的發展不可能全部都是實用的東西」。

真正的改革，既需要大刀闊斧打破制度牢籠的勇氣，也需要無比的信念堅定對教育應存的想像——在香港真正成為「國際教育樞紐」、「人才集聚高地」的那一天，我們能否看到，一所為香港、為中國、也為世界培養人才的大學，究竟是什麼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