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宮裏的歷史科.一|回歸前受歡迎,現在坐冷板凳?
香港教育歷經數次改革,相應地反映出時代的印記,以及這個社會對於教育本身的理解。諷刺的是,港英政府刻意淡化國民身份意識,但中史科卻廣受學生歡迎;回歸後特區政府本應理強化國族認同,卻一度把中史科推進了「冷宮」。中國歷史課堂從港英眼中的「革命份子溫床」,淪為當下選科體制裏的「冷板凳」,原因為何?
「歷史教育」系列深度報道之一
港英時期的學生更愛中國歷史?
歷史教育是最容易受到社會變遷影響的科目之一。在港英治下的1904年,時任皇仁書院校長胡禮(George Henry Bateson Wright)曾在工作報告中直言:教授中國歷史,會把香港變為大陸革命分子的溫床。可以說,歷史科目在學校教育之中有着不僅僅是傳授知識的地位,更涉及意識形態的塑造。100多年後的今天,資深歷史教師梁延敬告訴《香港01》記者,香港歷史教育的課程大綱演變,始終與當時的政治與社會背景密不可分。
回溯至20世紀60至70年代,港英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時面臨雙重考量:一方面,政府需要尊重華人社會對中國文化與歷史教育的重視,以此維持社會的整體穩定;另一方面,則必須嚴防學校校園演變為民族主義或革命思想的政治動員場所。在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當時的中史課程呈現出明確的「厚古薄今」特徵。教學內容高度集中於中國古代的王朝更替、制度沿革以及文化成就,極力強調儒家倫理與歷史興衰的宏大敘事。相反地,對於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等當代地緣政治議題,課綱則採取了刻意淡化或簡略介紹的處理方式。
1953年,港英政府發表《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主張培育出一種所謂「開明、平衡而國際化的世界觀」。這份大綱奠定了未來幾十年香港歷史教育的基調——重古輕今、去政治化,深刻影響了香港半個世紀。這種課程設計,對老一輩香港人的思想觀念產生了深遠影響。這門科目在殖民地成了華人青年傳承傳統文化認同的避風港,從而更受歡迎。而港英政府為了管治便利,也樂於讓學生在遠離政治的領域尋找民族自豪感,從而迴避了現實政治的尷尬。
雙史分隔式教學是歷史遺產
這個大綱建議中國歷史的授課語言應為中文,為「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進行體制性分離奠定語言基調。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歷史研究中心主任張瑞威向《香港01》表示,這種體系更來源於早期大學收生制度對中學體制造成的直接影響。
最初,香港只有香港大學一所高等學府,隨後才創立了香港中文大學。正是在兩所大學並立的時期,香港的公開試衍生出了雙軌制。當時存在兩種平行考試:一種是高等程度會考(Higher Level),另一種則是高級程度會考(Advanced Level,即俗稱的 A-Level)。高級程度會考(A-Level)主要是為了報考香港大學而設的。這種因應大學學制與招生需求而量身定制的公開試,決定了當時中學校園的課程走向。
過去,香港的高等教育採取學系獨立招生模式。在香港大學文學院內部,歷史科被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部門:一個是處理世界史與現代中國、香港史的歷史系;另一個則是專門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中文系(現中文學院)。這兩個部門各司其職,界限分明。為了配合各自學系的招生與考核便利,在主持面向中學生的入學考試時,便因應學系架構,「量體裁衣」地在中學考評體系中定制了兩門獨立的歷史科目。也就是說,這種「中西史分家」的模式是大學內部招生倒逼中學課程的產物。直到後來學制改革,考試改由香港考試局(現考評局)統一處理、直至演變成今天的文憑試(DSE),體制沿用了當年大學招生留下來的傳統。
中史科回歸後卻遇冷
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下,回歸後,學生對中史的熟悉程度不升反降。張瑞威回顧自己曾親身經歷的考試歷程:在香港舊學制(五七學制)下,學生在初中三年(中一至中三)首次修讀中國歷史通史課程。中四進行文理分科後,中史科成為文科班學生的普遍必修科目。在中四至中五階段,文科生會第二次系統性修讀相關課程,以應對香港中學會考。隨後,升入中六至中七預科(即準備考大學)階段的學生,則會第三次接觸中史科目。因此,在最終參加大學入學公開試前,文科學生在整個中學階段通常已將中國歷史的相關知識範圍,依據不同考試深度完整修讀並考核了兩至三遍。
立法會選委界議員、嶺南大學校長特別顧問劉智鵬介紹道,回歸後,香港進行教育改革,在初中階段推行學科合併,開設「綜合人文學科」的課程,把地理、歷史等科目混在一起。當時選了這門課的學校,就不再獨立開設中國歷史課,2003至2005年度,共有90所中學(佔全部中學的五分之一)在初中階段取消了獨立的「中國歷史科」。2019年,全港選修中國歷史的高中生約為10%。當時大約有五萬多名考生,卻只有近6,500人修讀中史課。劉智鵬指出:「這意味着十個中學生裏面有九個在高中沒有讀過中國歷史。如果這九個人當中,又有兩三個在初中連獨立的中國歷史都沒修過,那就等於整整六年的中學生活完全沒有接觸過中國歷史。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如何能理解香港與國家的關係?觀念自然就變得非常模糊。」
張瑞威亦擔任優化高中中國歷史科課程工作小組主席。對於曾經的課程改革,張瑞威指出,香港新高中學制在設計之初,很大程度上參考了國際文憑課程(IB)的模式,其初衷是建立一個「香港版IB」的跨學科架構,旨在鼓勵學生涉獵多元學科。然而,這一設計過於「理想化」。首先是學校資源與師資的局限,多數中學在行政管理與成本考量下,無法開設如此多種類的科目,只能將選修課集中於少數常規學科。其次是來自本地科學教育界的強烈反對,相關群體認為培養科研人才必須具備完整的物理、化學、生物及數學基礎,不應縮減。在多方博弈與社會固有的追求「多優狀元」的應試文化驅動下,選科體制最終仍回歸於傳統模式。隨着社會思潮以及考評方式的轉變,中史科漸漸坐了冷板凳。
考評制度搖擺致中史失寵
在考評方面,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於1978年開始舉辦香港中學會考(會考),於2010年舉辦最後一屆供學校考生報考的會考。隨着2009年新高中學制的推行,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於2012年舉行,正式取代了舊制的會考與高級程度會考(A-Level)。然而,新制度的實施卻讓中史科遇冷: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布的資料,在1999年報考香港中學會考(會考)中國歷史科(中史科)日校考生有30,649人,而2014年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中史科的日校考生僅6,464人。
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顧問潘美芬是有豐富教學經驗的退休教師。她告訴《香港01》,「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坊間亦稱A-Level)時期,中史曾非常受歡迎,當時選修中史科的人很多。A-Level時期的考評改革,明確指向了對學生理解能力而非單純背誦能力的考核。在DSE考試中,中史科的考評形式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其深度比舊制A-Level淺得多,利好一些基礎比較薄弱的同學拿基本分數。長問答和長論文題正在逐漸減少,主要靠分析題用來區分學生的能力高低。
潘美芬指出,從歷史考評演變來看,自1990年起,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在命題與評分策略上,長期在三個核心路線之間持續搖擺:首先是在「減少機械式背誦」與「維持學生應試表現」之間搖擺。考評局曾嘗試增加靈活發揮的思辨題型以抑制死記硬背,但隨之而來的是學生在試卷答題上的整體表現出現下滑,政策因而反覆。
其二,是在「維持學科選修人數」與「考核難度」之間搖擺。面對新學制下中史科選修人數低迷的現實,考評局在試卷設計中往往會特意設置一定比例的基礎「送分題」,以人情分來緩解學生情緒。其三,是在「鼓勵開放發揮」與「確保批改客觀公平」之間搖擺。考評局在減少主觀分和印象分的技術要求上面臨巨大挑戰。當試卷包含大量開放式論述題時,閱卷團隊需要具備高度統一且平衡的批改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