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江湖大俠有沒有同性戀？社會風氣比現代更寬容
編按：金庸小說雖是虛構，但眾人物們的原型或多或少都跟當代的社會生活史息息相關，這次由《金庸群俠生活誌》和《知宋：寫給女兒的大宋歷史》作者──吳鉤，說說江湖中有沒有同性戀者。
網上有人問：金庸筆下的江湖，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那麼有沒有同性戀？ 如果有，在哪些小說裡有？如果沒有，是不是有些不合情理？有人回答：有，《笑傲江湖》中的東方不敗與楊連亭。但嚴格來說，東方叔叔是變性人，並非同性戀。
又有人說：曲洋與劉正風啊。你看這二人都是玩音樂的，文藝圈正是盛產同性戀的領域。而且，書中已有暗示──劉正風說：「曲大哥和我一見如故，傾蓋相交。他和我十餘次聯床夜話，偶然涉及門戶宗派的異見，他總是深自歎息，認為雙方如此爭鬥，殊屬無謂。我和曲大哥相交，只是研討音律。」這個「十餘次聯床夜話」還不是同性之愛？ 但暗示歸暗示，畢竟不是明說，不算確例。
還有眼尖的網友從《碧血劍》裡找出一個可以確認的同性戀者，不過是一個打醬油的角色，此人是鳳陽總督府的馬公子，和友人楊景亭逛秦淮河，碰到一身男裝的溫青青。以為溫青青是個美少年，馬公子神魂飄蕩，對楊景亭道：「景亭，這孩子若是穿上了女裝，金陵城裡沒一個娘們能比得上。天下居然有這等絕色少年，今日卻叫我遇上了！真是祖宗積德。」顯然，這個馬公子有「孌童」之好、「龍陽」之癖。
《碧血劍》的故事背景是明末，晚明以降，正好是中國歷史上男風最盛的兩個時期之一，另一個時期是魏晉六朝。
魏晉六朝，士林放浪，男風從皇室蔓延至整個士大夫階層。《宋書·五行志》載：「自咸寧、太康（公元3世紀）以後，男風大興，熾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貴胄孤寡女眷尤甚，或是至夫婦離絕，怨曠妒忌者。」南朝士大夫為了同性之戀，不惜與妻子離婚。
南宋時同性戀風氣略有收斂，但晚明以降男風又復熾，據晚明學者謝肇淛的記述，「宋人道學，此風亦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北為甚也」。自武宗朝之後，明代士大夫對男色趨之若驚，以狎優伶、養孌童、玩男妓為時髦生活，群起效尤。謝肇淛說：「衣冠格於文網，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 河東之吼，每末減於敝軒；桑中之約，遂難偕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謝肇淛：《五雜俎》）意思是說，男人狎男人，法無禁止，比嫖娼便宜，妻子對此又不吃醋 ，所以男風便流行起來了。
明清時期的名士還視男風為風流韻事而津津樂道，如晚明文人張岱在《自為墓誌銘》中自謂：「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 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坦然將「好孌童」列為自己的人生愛好之一。清代的鄭板橋也在《板橋自敘》中承認自己是同性戀：「余好色，尤喜餘桃口齒，椒風弄兒之戲。」完全沒有「出櫃」的心理壓力。
──你可以說這些明清時代的文人名士率性坦蕩，換一個立場，也可以說他們生活糜亂。
從風流名士敢於公然炫耀自己的龍陽之癖，也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社會對於同性戀行為的寬容。我們都知道，中世紀的西歐社會將同性戀當成罪，並明確提出「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羅馬書》）；中國社會則從未有過類似的觀念與立法。當歐洲人對同性戀者處以死刑時，傳統中國也從未發生過對同性戀者的迫害。
檢索中國歷代立法，可以發現古代政府對同性戀行為的干預非常有限。 北宋時，京城等地出現了出賣男色的行當，「今京所鬻色戶將乃萬計，至於男子舉體自貸，進退怡然，遂成蜂窠」（陶穀：《清異錄》）。但宋政府在很長時間內都對這一色情業的存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時人說：「至今京師與都邑無賴男子，用以圖衣食，蓋未嘗正名禁止。政和間始立法，告捕男子為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朱彧：《萍洲可談》）政和年間朝廷才立法禁止男娼。
但南宋時，這一禁令又不了了之，以致南宋人周密感慨地說：「吳俗此風（男娼）尤甚。新門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 比比求合。……敗壞風俗，莫此為基。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周密: 《葵辛雜識》）另外，我們也需要注意：「禁男娼」跟「禁同性戀」並非同一回事，正如「找小姐」跟「男女戀愛」不可相提並論。
到了明朝嘉靖年間，明政府才在《大明例附解附錄·附錄》中規定：「將腎莖放入人糞門內淫戲，比依穢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但這一立法與其說是針對同性戀行為，不如說是針對污辱，侵害他人人身的雞姦行為。唯清朝乾隆年間頒行天下的《大清律例》明確對自願的同性性行為作出懲罰：「如和同雞姦者，照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但跟同時代的歐洲社會相比，這樣的處罰可謂「薄懲」，須知法國直到18世紀中晚期，還使用火刑對付同性戀。
民間對同性戀行為的態度更為寬容。袁枚在《子不語·雙花廟》中講述了一個耽美的同性戀故事：「雍正間，桂林蔡秀才，年少美風姿。春日戲場觀 戲，覺旁有摩其臀者，大怒，將罵而毆之。回面，則其人亦少年，貌更美於己，意乃釋然，轉以手摸其陰。其人喜出望外，重整衣冠向前揖道姓名，亦桂林富家子，讀書而未入洋者也。兩人遂攜手行赴杏花村館，燕飲盟誓。此後出必同車，坐必同席，彼此熏香剃面，小袖窄襟，不知烏之雌雄也。」
後來二人因為抗拒城中惡棍王禿兒強姦，雙雙被殺。因為「兩少年者平時恂恂，文理通順，邑人憐之，為立廟，每祀必供杏花一枝，號『雙花廟』。 偶有祈禱，無不立應，因之香火頗盛」。邑人給遇難的同性戀者立廟紀念，這是中世紀歐洲人難以想像的。
儘管中國傳統社會對同性戀一直寬容相待，但在中國歷史上，卻也沒有一個同性戀者會挑戰傳統婚姻制度，宣佈男人與男人，女人與女人也可以成婚。
明清之際閩南一帶的「契兄弟」風俗與其說是「同性婚明」，不如是說同性伴侶的民事結合。晚明沈德符在《萬曆野姻》中說得很清楚：「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為契兄，少者為契弟。其兄人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尚寢處如伉儷。」當時當地的民間社會，應該是承認「契兄弟」的同性民事結合的，因此方有「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無愛之如婿」。但是，這「契兄弟」既無婚姻之名，也不可能在婚姻制度上獲得許可。
清代康熙年間，通州倒是曾經出現一起「同性婚姻」，但這起「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另類婚姻，在知情者報官之後便被政府取締了：「有通州漁戶張二娶男子王四魁為婦，伉儷二十五年矣。王抱義子養之，長為娶婦。婦歸，語其父母，告官事乃發覺。解送刑部，問擬流徏。」（王士慎：《居易錄》）可見在傳統中國，民間或有同性之間的民事結合，但官府絕不可能在婚姻制度上認可「同性婚姻」。
中國傳統社會在對待同性戀的態度，可以概括為三點：一、寬容同性戀的行為（男風基本上被視為是個人的審美偏好，跟社會公德，個人品格沒有關係）；二、容許同性戀者的民事結合（如明清時期的閩南「契只弟」之俗）；三、同時，同性戀者也小心翼翼地不去挑戰國家的婚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