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社區治療令」　立法強制精神病患者治療

西環觀龍樓火警及墮樓案引至4死，涉嫌縱火的獨居老翁有精神病紀錄，其中一名死者亦患有抑鬱及焦慮症。事件令社會關注在社區居住的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各界再次討論應否推行「社區治療令」，強制精神病患者接受治療。
數年前，多名立法會議員曾提出「社區治療令」立法，但食物及衞生局只回應稱，相關的立法建議需考慮患者和社會多方意見，例如保障病人的個人資料、醫護人員的權力範圍等方面，仍須詳細研究，未有公佈研究結果。

2014至15年，香港有約21.7萬人接受精神科專科服務；14年僅有約1.4萬人住院，估計逾9成人散落各社區之中。政府倡議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着重病人康復和融入社區。不過，近年本港發生過數次與精神病患者有關的慘劇後，社會及立法會曾討論應否立法「社區治療令」。

根據澳洲政府網頁介紹，「社區治療令」（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是一個具法律效力的指令，強制住在社區中的精神病患者接受藥物、治療、輔導、管理或復康服務等。主管醫生給予病人一個毋須留在醫院、可在社區接受治療的環境；一旦病人沒有遵從某些治療指令，醫生及相關公務人員有權將病人強制帶回醫院。

目前有加拿大、英國、澳洲等國家已就「社區治療令」立法，但每個國家的細則均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比如，加拿大尊重病人意願，「社區治療令」須經病人自己同意才可實施在他們身上；有些國家則是僅憑醫生的診斷已可申請、經法庭判令後即可執行。

「其實社區治療令立法與否，爭論的，就是如何在病人人權和保障社會間取得平衝。」

「社區治療令」關鍵在法律效力

精神科醫生曾繁光指出，本港醫療程序中其實已有「有條件出院」機制，其理念與「社區治療令」相近，兩者最大分別是立法與否。在「有條件出院」下，病人如果沒有遵守相關「條件」，院長同樣可以召回病人；但如果病人堅拒再接受治療，公職人員在法律上無權將之帶走，只能勸籲。「其實社區治療令立法與否，爭論的，就是如何在病人的人權和保障社會間取得平衝。」

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則認為有需要就「社區治療令」立法：「雖說現在也有『有條件出院』機制，但現時公立醫院的覆診輪候時間長而疏，公職人員也無權將違反條件的病人強行捉回醫院。好像2007年，天耀邨精神病母親將兩子女扔落街後自殺身亡的慘劇。該名母親在事發前一星期才剛覆診，但整個過程僅5分鐘。」他認為病人私隱不能凌駕於社會安全之上，這只是政府部門官僚拖延的藉口。

新生精神康復會專業服務經理（社區服務）黃宗保表示，社聯工作小組亦曾討論「社區治療令」立法。他們建議，一旦立法，應加入讓病人上訴、拒絕接受治療的機制；另外，法院應定期檢視個案，若病人已康復，應解除法令。現行的《精神健康條例》，相關程序須由家屬或社工主動提出申請；對獨居患者來說，較難應用。

社區設計與鄰舍關係

曾繁光醫生認為，近年缺乏公共廣場空間的城市設計，不利建立良好鄰舍關係。要改善鄰舍關係，可有助盡快觀察出社區中有不穩定情緒的精神病患者。「十多年前，精神科社區治療隊經常收到鄰居的報告，近年愈來愈少；可能因為以前公屋戶都不關門的，鄰舍之間都彼此認識很久。」他建議市民，如果察覺到有精神情況不穩定的鄰居，可致電社署綜合健康中心求助，如住公屋亦可告知屋邨辦事處經理。

今年3月，台灣4歲女童「小燈泡」在街頭遭遇精神病漢的「無差別殺害」。她母親於事發後說：「希望一切能從根本，從家庭、從教育，讓這樣子的人（兇手）消失在社會上面。」立法與否，其實只是程序上的爭議，曾繁光醫生認為，讓患者「融入社區」能有助他們變得快樂、改善病情；而政府應透過公民教育令社會大眾消除歧視，學習與之適當相處。

近年引起社會討論「社區治療令」的重大事件

16年7月
西環觀龍樓，兩戶鄰居因嘈音問題素有積怨。有精神病紀錄獨居老翁及另一戶的母女葬身火海，男戶主墮斃。警方將案件列作縱火和兇殺案。
10年5月
葵盛東邨盛國樓及盛安樓地下管業處，兇手疑出現幻聽後情緒失控，手執軍刀「見人就斬」，造成2死3重傷。兩名死者分別是其鄰居及大廈管業主任。最後兇手承認誤殺及蓄意傷人，被判入懲教署轄下精神病中心接受無限期精神治療。
07年10月
天水圍天耀邨，一個領取綜援的新移民家庭，丈夫患上鼻咽癌在醫院留醫，患精神病的妻子照顧丈夫及一對子女，疑不堪壓力引致病發。她用繩索綑綁分別12歲及9歲子女的手腳，先後將兩人掟落樓後再跳樓自殺，3人當場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