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例風波一周年｜警署等候6小時見被捕者　義務律師：盡力而為

5月27日，立法會二讀審議《國歌法》，網上有人發動「三罷」抗議，當日中環、銅鑼灣、灣仔及旺角街上各區均發生衝突，至晚上警方公布指，全日拘捕逾360人。
當天下午，彭皓昕收到從義務律師團群組傳來被捕人的求助信息，雖然翌日要參加香港律師會理事改選，但她還是按捺不住，在群組裏留言問了句：「要不要幫忙？」對方回覆「要呀」。她即二話不說從律師樓匆匆趕到北角警署，發現警署內有約150名被捕人士，報案室內有30多名律師。最後她在報案室待了足足6小時，才能見被捕人士一面。
彭皓昕說，自己小時候也曾想過當警察，「覺得着制服好型」。但長大後，她並沒有當上警察，反而站在律師的角度，思考法律與政治的界線愈發模糊的危機，「我們理想中的法治，是人人平等、公權力要受到有效的限制，並要公平公開公正。法律與政治這麼近不是辦法，整個法律制度開始失信，互相的仇恨情緒只有不斷延續 ，好悲哀」。
攝影：黃寶瑩

身在英國　因7.21事件提前返港

現年31歲彭皓昕，是香港執業事務律師。去年6月，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當時她遠在英國，正埋頭準備法律碩士學位的考試。「無能為力」四字，總括了不少海外港人的內心寫照，彭皓昕亦然。縱然她心在香港，但卻身處9,000公里外，那份無力感至今記憶猶新：早上8時起床的例行公事，是打開直播收看香港下午的最新情況，緊貼家鄉最新消息，「直至看到香港凌晨12時，英國下午3、4時，大家散了，我便開始溫書」。

彭皓昕原本打算畢業後繼續在英國尋覓工作機會，可是7月21日卻發生了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她把心一橫改變計劃，一星期內便返港，「運動已不只是警察與市民的衝突，大家對政府及警察的信任已跌到……」她頓一頓，聲音微微顫抖，「好心痛，好想同香港一齊」。

義務律師群組　逢示威日子候命

返港後，她開始接收不同民間團體轉介的被捕人士求助個案，參與協助處理法律程序。義務律師之間有一個「總台」群組，彭皓昕說，每逢示威日子，總台便會另開一個新群組，有一群值日的義務律師候命，「有人若非已連續幾天到場幫忙而太累，只要仍有時間的話，就會加入當日群組，不過往往遇上大型拘捕，總台即時都會問有沒有再多些人（律師）」。

戰線火頭四處叢生，計劃趕不上形勢變化。警方在示威中多次作出大型拘捕，一大批義務律師只好如潮水般湧到警署追趕被捕人潮；到達警署後，迎來的總是漫長的等待。在示威發生得最頻密的8、9月，義務律師們在報案室內等待4、5小時或以上才能見被捕者，絕對是等閒事。彭皓昕憶述，律師總台甚至派遣了1名律師，攜同電腦及小型打印機到警署，專責處理被捕人士名單，「像辦公室一樣，實在太多名字，只好現場印1個副本留記錄」。

拘捕數目龐大　被捕人士身穿警方提供的球衣

這一年來，彭皓昕處理過數之不盡在反修例運動中被捕的個案，她試過到醫院見被捕人士，度過漫長的9小時，「從12點等到9點，還是見不到當事人」；她也清楚記得，去年8月7日，是她第一日當義務律師，那天正是法律界第二次促請政府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遊行；同一時間，網傳有白衣人在北角施襲，她馬上離開遊行隊伍跑到北角警署，處理1名沒有防毒裝備、在示威現場被捕的20多歲女生的案件。

剛過去的5月27日，有大批人上街反對《國歌法》，事後警方全日拘捕逾360人。彭皓昕又趕到北角警署，其中一幕叫她尤其深刻，「警署好多人，進去時見到每個被捕者都穿着球衣，我向其中1個男生問了句：『你打完波入嚟？』他沒回答，我照樣記下他資料，拿了他的身份證抄下出生日期，見到是2007年。我以為自己抄錯了換領身份證的日期，再看一次，原來沒看錯，他只得12歲」。

後來她才發現那件球衣的用途，「原來他們不是打完球，那是警察提供的球衣。上面寫了號碼，每一個被捕人士都有號碼，我見過有百多號的人」。

既然香港人的公民意識這麼強，又這麼緊張自己的命運，包括未來的的國安法。作為律師，我們只能在自己的崗位上面盡力而為

香港法庭負荷不了如此多案件，彭皓昕也曾試過當義務律師期間，捱到胃炎要入院，但她只輕輕帶過此事，「既然香港人的公民意識這麼強，又這麼緊張自己的命運，包括未來的的國安法。作為律師，我們只能在自己的崗位上面盡力而為」。

「作為律師，我相信民主、自由及司法獨立」

眼前的彭皓昕頭髮及肩，言行比同齡人穩重，每個用字都經過謹慎思考才吐出。她生長於中產之家，選擇讀法律的原因不難解釋：「中學時成績可以，不是做醫生就是做律師」。後來她入讀中大法律學院，2014年雨傘運動時，她就在夏慤道上的律師行實習，目睹馬路上坐滿人，又見證過催淚彈清場，這個時代也成就了她，「那時全民都討論公民抗命是什麼，我好感恩可以活在這些環境之中」。

作為律師，我相信民主、自由及司法獨立這些價值，我唯有盡力去做，甚至我們是不是已經不應講『捍衛』法治，而是要像民主一樣，都要爭取回來。

然而，近年來有不少人說香港法治已死。作為律師，應如何走下去？彭皓昕未至於如此悲觀，她理解有人對法治制度失去信心的原因，但認為討論香港法治是否已死沒太大意義。她說：「作為律師，我相信民主、自由及司法獨立這些價值，我唯有盡力去做，甚至我們是不是已經不應講『捍衛』法治，而是要像民主一樣，都要爭取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