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23歲被捕社工劉家棟:政府看不到年青人的生命重量

撰文:李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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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棟把長髮束到後面,整張臉看起來跟他的頸箍一般蒼白。7月27日,他在「光復元朗」當晚,被警察制服拘捕,隨後被控阻差辦公。保釋之後,他右眼邊瘀青仍在,結了一點點痂,眼白也不再是血紅色,「但其實還是會痛。」他說。
這些痛沒有令他哭。被拘留在病房的64小時,與外界斷絕聯絡,心跳過慢的他看著天花板發呆,開始慌張,覺得時間過得很慢,好痛苦。「朋友後來告訴我44人被控暴動,」他流下眼淚。「我有種羞恥感,比起那44個朋友,我的辛苦算是什麼?」
攝影:鄭子峰

7月27日當晚,當晚防暴警察清場,23歲的劉家棟被警員制服,左邊臉朝地,左手高舉社工證。(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我不後悔」

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發展到7月21日,突然急速轉向——當晚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毆打市民,警察39分鐘才接報到場,激起民眾質疑警黑勾結。隔了一個星期,人們走入元朗,要展示自己不怕暴力恐嚇的決心。當晚防暴警察清場,23歲的劉家棟被警員制服,左邊臉朝地,左手高舉社工證。他被控「阻差辦公」,被拘留64小時直接提堂後終獲保釋,他穿著病人服,頂著一隻紅眼睛跟記者說:「我不後悔。」

在整個六月以來的社會運動,大部分社工都不帶任何裝備地遊走衝突現場,提供被捕或醫療支援,輔導情緒,在警戒線按警例向警察查詢清場時示威者的撤離路線。「社工在這個時候,是溝通的角色。社工是當你慌張的時候,有人在你身邊,話我喺度,告知你在不同情況下有什麼權利,令大家心安。」

本身是「社工復興運動」成員的劉家棟,覺得這場運動重新定義了社工證。「以前這張證是幫我們去轉介個案,但到這些情況就沒用了。」他笑道。「但愈來愈多人拿著這張證去作支援,我會形容是復興社工價值。Social Worker,社會才是我們的本位。」

被控「阻差辦公」,被拘留64小時直接提堂後終獲保釋,他穿著病人服,頂著一隻紅眼睛跟記者說:「我不後悔。」(資料圖片/羅國輝攝)

示威者的一句:「我明呀」 

被拘留在病房的64小時,整整三天的時間,運動的發展迅速又翻過一波。他不被獲准離床,也不可以跟病友聊天,看著天花板數算時間過去,睡不好,時時刻刻都在想外面還有沒有人被拘捕,有沒有人受傷。後來他從朋友口中得知44人在中上環衝突中被控暴動罪,當中有廚師、機師、護士。相比之下,他覺得自己沒資格喊苦。

只是這些教他想到七一示威者佔領立法會的時候,示威者以大聲公哭著說,站著沒用的,而他跟準備佔領立法會的示威者說,暴動罪要坐十年,「他們應我,好簡單一句:我明呀。我唔去坐十年,十年後的香港我都接受唔到。」他說:「一個後生仔入去十年,最青春的時間沒了。我覺得他們沒想過自己可以得到什麼,而是香港得到什麼。」

「這個夏天好熱。」他說:「每次群眾上街都好辛苦,但他們不願意停下來。」於是他也不願意休息。「我覺得自己做得未夠,唔可以停。」

「好多和理非、遊行和示威,政府是故意聽不到和見不到,當然會絕望。狀態最差遇上最不好的事,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承受。」(資料圖片/曾梓洋攝)

自殺與絕望 社工也無力的時刻

示威者梁凌杰墜樓逝去那天,劉家棟在辦公室工作,得知消息一刻,腦中一片空白。此前他一直有做相關防止青年自殺的工作,很快跟同工以「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名義舉辦了記者會,促請政府盡快回應民間訴求。記者會之後,他碌碌手機,又見一個人留下反送中訊息後自殺。

他後來在梁凌杰墜樓的現場太古廣場做情緒支援。二百萬人遊行當日,許多人前往悼念,一些社工伴著情緒崩潰的人坐在暗角。劉家棟記得有年青人出身基層,有人出身律師世家,卻一樣哭得厲害,「一個16歲,一個18歲,自初中開始就見到DQ議員、一地兩檢、三跑,不是沒感受的,只是不知怎樣站出來。到現在,他們見到人犧牲覺得很絕望,共同訴求是希望擁有民主自由的社會,卻發覺用盡方法都撼動不到政府。」

上月社福界舉辦靜默遊行,把一個寫道「政治問題」的汽球拋入政府總部,希望「將個波畀返林鄭」,要求政府正視民間訴求。(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這麼多年來,清楚見到政府想要的人民是誰:努力搵錢,發展經濟;但過程中人民卻不斷被剝削。」他說的不只是民生政策,也是青年試圖改變社會制度的方式,比如被選舉權。「只有民主政制才有真正幸福,這是一代年青人看到的,所以才把變革看得比自己更重。」

他到粉嶺嘉福邨給亡者上了一炷香,此後看著悼念的群眾啞口無言。「我嘗試安撫大家,但好難,大家難過是因為都明白生命的重量,但威權政府完全看不到。」社工這時也顯得無力,「逐條人命,我們想救,但做不到咁多。社會改變也是,真正要改變的是政府。唯一出路是政府願意聆聽市民。」

「我嘗試安撫大家,但好難,大家難過是因為都明白生命的重量,但威權政府完全看不到。」(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政府不懂得生命的重量

生命的重量,到底是什麼,劉家棟經歷過,他知道。出身基層家庭,曾經因為父母管教令他痛苦,他寧願終日跳跳街舞也不想讀書,低潮時兩度企圖自殺。「找不到生命的價值時好痛苦,不要說明天,單單是活在今天也很痛苦。」跟外展社工聯絡後,他慢慢走過來,凝望過去的自己和父母,看到圖畫的另一面,「好明白弱勢帶給人什麼,對心靈的局限是什麼。」

升上高中,剛好是反國教一役的社會運動熱潮,同時讀到六四事件的他,發現原來有人可以為社會犧牲到難以想像的程度。加上讀過CD(社區發展)元老莫慶聯的一篇文章,他發覺社工這個專業曾於70年代跟天台屋街坊一同抗爭。「原來有份工可以讓我投身社會去改革社會。中四時,決定點都要做社工。」他選科時,除了社工,統統不選;近年主動加入「社工復興運動」,一邊投身智障人士權益和學童自殺議題,也曾以21歲之齡參選社福界特首選委。

如果當天沒走上社工的路,今天他會是怎樣的一個人?如果當個遠離政治的人,生活會不會更好?劉家棟摸摸下巴,「好難想像啊,因為我從沒後悔走上社工的路,是社工成就我這個人……找到生命的價值,不為自己而活,而是為他人而活,這是社工帶給我的價值。可能我犧牲帶不來什麼效益,甚至到頭來是一無所有,我都願意。」

示威者指罵完他,隔幾天透過網絡找尋他跟他道歉一事,教他落淚。(鄭子峰攝)

留守香港 不捨得的人和事

劉家棟每逢提起現場遇見的每一個示威者,淚水總是源源不絕。這次他說的卻是一個關於愛的故事,始於一場示威者誤解社工勸參與者離開的指罵,「我試過畀個示威者鬧到七彩、體無完膚,幾日之後他在網絡上人搭人地找到我,跟我說對不起,我明白他們不是故意發泄在我身上,而是太多恐懼太多怒氣了,其實他們很有質素,沒有政府所講的暴戾。」社工專業或許要求控制情緒,但到底是個23歲的年青人,他吸吸鼻子,「這些時刻,我也是人啊,這些眼淚是憑我身為一個人的身份而來。」

這份年輕,讓他更能感受到年輕示威者如何獨自扛下一些抗爭的代價。訪問時,母親給他打電話,擔心他未吃飯,他拿起備用電話,眼也不眨地跟媽媽說吃過了。掛線後他無奈的笑,其實他一整天都在忙,沒吃飯,還覺冷請記者調高冷氣溫度,但為了不讓媽媽擔心,說了謊。「家人真的很擔心,真的要花時間哄哄他們。」

「香港養我育我,是香港成就了我。大家也一樣,很想重拾自己的價值和身分。」劉家棟說。(鄭子峰攝)

移民與否,誰都想像過,但不願離開只因為還有不捨得。碌碌劉家棟的Facebook,他以前旅行時上載過一張西藏天空的照片,天空湛藍而黃土飛揚,仿如圖畫。這片土地,他似乎很難再踏足了;如同他出生地。他在大陸出生,幼稚園唱過國歌,戴過紅領巾,小學時跟家人來到香港,中學時思想偏向認同犧牲換取穩定生活,慢慢學會了自由、人權和民主的概念,「香港養我育我,是香港成就了我。大家也一樣,很想重拾自己的價值和身分。」他說:「香港要死,我都選擇陪香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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