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23歲被捕社工劉家棟：政府看不到年青人的生命重量
劉家棟把長髮束到後面，整張臉看起來跟他的頸箍一般蒼白。7月27日，他在「光復元朗」當晚，被警察制服拘捕，隨後被控阻差辦公。保釋之後，他右眼邊瘀青仍在，結了一點點痂，眼白也不再是血紅色，「但其實還是會痛。」他說。
這些痛沒有令他哭。被拘留在病房的64小時，與外界斷絕聯絡，心跳過慢的他看著天花板發呆，開始慌張，覺得時間過得很慢，好痛苦。「朋友後來告訴我44人被控暴動，」他流下眼淚。「我有種羞恥感，比起那44個朋友，我的辛苦算是什麼？」
攝影：鄭子峰
「我不後悔」
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發展到7月21日，突然急速轉向——當晚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毆打市民，警察39分鐘才接報到場，激起民眾質疑警黑勾結。隔了一個星期，人們走入元朗，要展示自己不怕暴力恐嚇的決心。當晚防暴警察清場，23歲的劉家棟被警員制服，左邊臉朝地，左手高舉社工證。他被控「阻差辦公」，被拘留64小時直接提堂後終獲保釋，他穿著病人服，頂著一隻紅眼睛跟記者說：「我不後悔。」
在整個六月以來的社會運動，大部分社工都不帶任何裝備地遊走衝突現場，提供被捕或醫療支援，輔導情緒，在警戒線按警例向警察查詢清場時示威者的撤離路線。「社工在這個時候，是溝通的角色。社工是當你慌張的時候，有人在你身邊，話我喺度，告知你在不同情況下有什麼權利，令大家心安。」
本身是「社工復興運動」成員的劉家棟，覺得這場運動重新定義了社工證。「以前這張證是幫我們去轉介個案，但到這些情況就沒用了。」他笑道。「但愈來愈多人拿著這張證去作支援，我會形容是復興社工價值。Social Worker，社會才是我們的本位。」
示威者的一句：「我明呀」
被拘留在病房的64小時，整整三天的時間，運動的發展迅速又翻過一波。他不被獲准離床，也不可以跟病友聊天，看著天花板數算時間過去，睡不好，時時刻刻都在想外面還有沒有人被拘捕，有沒有人受傷。後來他從朋友口中得知44人在中上環衝突中被控暴動罪，當中有廚師、機師、護士。相比之下，他覺得自己沒資格喊苦。
只是這些教他想到七一示威者佔領立法會的時候，示威者以大聲公哭著說，站著沒用的，而他跟準備佔領立法會的示威者說，暴動罪要坐十年，「他們應我，好簡單一句：我明呀。我唔去坐十年，十年後的香港我都接受唔到。」他說：「一個後生仔入去十年，最青春的時間沒了。我覺得他們沒想過自己可以得到什麼，而是香港得到什麼。」
「這個夏天好熱。」他說：「每次群眾上街都好辛苦，但他們不願意停下來。」於是他也不願意休息。「我覺得自己做得未夠，唔可以停。」
自殺與絕望 社工也無力的時刻
示威者梁凌杰墜樓逝去那天，劉家棟在辦公室工作，得知消息一刻，腦中一片空白。此前他一直有做相關防止青年自殺的工作，很快跟同工以「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名義舉辦了記者會，促請政府盡快回應民間訴求。記者會之後，他碌碌手機，又見一個人留下反送中訊息後自殺。
他後來在梁凌杰墜樓的現場太古廣場做情緒支援。二百萬人遊行當日，許多人前往悼念，一些社工伴著情緒崩潰的人坐在暗角。劉家棟記得有年青人出身基層，有人出身律師世家，卻一樣哭得厲害，「一個16歲，一個18歲，自初中開始就見到DQ議員、一地兩檢、三跑，不是沒感受的，只是不知怎樣站出來。到現在，他們見到人犧牲覺得很絕望，共同訴求是希望擁有民主自由的社會，卻發覺用盡方法都撼動不到政府。」
「這麼多年來，清楚見到政府想要的人民是誰：努力搵錢，發展經濟；但過程中人民卻不斷被剝削。」他說的不只是民生政策，也是青年試圖改變社會制度的方式，比如被選舉權。「只有民主政制才有真正幸福，這是一代年青人看到的，所以才把變革看得比自己更重。」
他到粉嶺嘉福邨給亡者上了一炷香，此後看著悼念的群眾啞口無言。「我嘗試安撫大家，但好難，大家難過是因為都明白生命的重量，但威權政府完全看不到。」社工這時也顯得無力，「逐條人命，我們想救，但做不到咁多。社會改變也是，真正要改變的是政府。唯一出路是政府願意聆聽市民。」
政府不懂得生命的重量
生命的重量，到底是什麼，劉家棟經歷過，他知道。出身基層家庭，曾經因為父母管教令他痛苦，他寧願終日跳跳街舞也不想讀書，低潮時兩度企圖自殺。「找不到生命的價值時好痛苦，不要說明天，單單是活在今天也很痛苦。」跟外展社工聯絡後，他慢慢走過來，凝望過去的自己和父母，看到圖畫的另一面，「好明白弱勢帶給人什麼，對心靈的局限是什麼。」
升上高中，剛好是反國教一役的社會運動熱潮，同時讀到六四事件的他，發現原來有人可以為社會犧牲到難以想像的程度。加上讀過CD（社區發展）元老莫慶聯的一篇文章，他發覺社工這個專業曾於70年代跟天台屋街坊一同抗爭。「原來有份工可以讓我投身社會去改革社會。中四時，決定點都要做社工。」他選科時，除了社工，統統不選；近年主動加入「社工復興運動」，一邊投身智障人士權益和學童自殺議題，也曾以21歲之齡參選社福界特首選委。
如果當天沒走上社工的路，今天他會是怎樣的一個人？如果當個遠離政治的人，生活會不會更好？劉家棟摸摸下巴，「好難想像啊，因為我從沒後悔走上社工的路，是社工成就我這個人……找到生命的價值，不為自己而活，而是為他人而活，這是社工帶給我的價值。可能我犧牲帶不來什麼效益，甚至到頭來是一無所有，我都願意。」
留守香港 不捨得的人和事
劉家棟每逢提起現場遇見的每一個示威者，淚水總是源源不絕。這次他說的卻是一個關於愛的故事，始於一場示威者誤解社工勸參與者離開的指罵，「我試過畀個示威者鬧到七彩、體無完膚，幾日之後他在網絡上人搭人地找到我，跟我說對不起，我明白他們不是故意發泄在我身上，而是太多恐懼太多怒氣了，其實他們很有質素，沒有政府所講的暴戾。」社工專業或許要求控制情緒，但到底是個23歲的年青人，他吸吸鼻子，「這些時刻，我也是人啊，這些眼淚是憑我身為一個人的身份而來。」
這份年輕，讓他更能感受到年輕示威者如何獨自扛下一些抗爭的代價。訪問時，母親給他打電話，擔心他未吃飯，他拿起備用電話，眼也不眨地跟媽媽說吃過了。掛線後他無奈的笑，其實他一整天都在忙，沒吃飯，還覺冷請記者調高冷氣溫度，但為了不讓媽媽擔心，說了謊。「家人真的很擔心，真的要花時間哄哄他們。」
移民與否，誰都想像過，但不願離開只因為還有不捨得。碌碌劉家棟的Facebook，他以前旅行時上載過一張西藏天空的照片，天空湛藍而黃土飛揚，仿如圖畫。這片土地，他似乎很難再踏足了；如同他出生地。他在大陸出生，幼稚園唱過國歌，戴過紅領巾，小學時跟家人來到香港，中學時思想偏向認同犧牲換取穩定生活，慢慢學會了自由、人權和民主的概念，「香港養我育我，是香港成就了我。大家也一樣，很想重拾自己的價值和身分。」他說：「香港要死，我都選擇陪香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