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利益衝突更趨明顯 化解矛盾不能再拖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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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着粉嶺高球場的收地建屋計劃,環境諮詢委員會上兩個星期需要加時審議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最終竟得出不作任何建議、要求補交資料的結論。由上屆特區政府依照「土地大辯論」承諾收回32公頃用地興建公營房屋起,到年初當局提出具體發展計劃以「保育區域」名義將此數字縮減為少於9公頃,及至現在以高球會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乘着政府換屆之際,利用保育理由到處遊說、施壓,謀求改變原計劃、完整保留球場用地,令發展進度一再被拖慢,讓眾多輪候公屋者又要再等不知多久。

高球場用地的爭議,表面上可能只是保育與發展之間、具會籍人士與待上樓者之間的矛盾,但問題顯然並非如此簡單,權貴對當局決策有着巨大影響力以及可供發展的房地短缺,才是今次爭議背後的結構性成因。

此事關係萬千市民福祉,就連近來趨於低調的民主黨都忍不住發聲,重申支持收回高球場部份用地,並且指出興建公營房屋屬於重大公眾利益,質疑具球場會籍的行政會議成員是因為事涉自身利益才反對。這些看法其實與許多建制派成員基本一致,正好說明大家面對深層的經濟結構矛盾,政見或許分歧,但不至於影響彼此對特定問題的見解,在一些大是大非事情上同樣可以有共通的看法。相反,一部份建制成員近日疑似扭轉昔日立場,其出發點究竟為何倒是值得我們思考。

環境諮詢委員會先後經過多個小時會議,最終未能就粉嶺高爾夫球場部份用地發展公營房屋的環評報告作出任何決定。(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深層矛盾成因原形畢露

近日社會對不同土地政策之間的拉扯,恰好證明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矛盾才是眾多民生、經濟問題的主要根源。產業結構單一使得階級之間貧富懸殊,既得利益群體又築成「固化藩籬」去阻礙改革,治港者更是長期拒絕作出積極舉措、推動改革。

舉例來說,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月初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時,突然拋出政府可以取消內地人來港置業「買家印花稅」的說法。儘管她很快澄清自己所言僅為新民黨建議,但為何新民黨會有這種建議本身便值得思考。地產商與地產代理業界早在疫下樓市頹勢時已爭取撤銷「辣招」,隨着近日接連有本地大型銀行上調按揭封頂息率,不少人再度出擊呼籲取消有關措施。他們希望為投資客、外地人減輕負擔,卻沒有考慮無力「上車」者的苦況,撤銷「辣招」只會增加後者的置業成本、惡化生活水平。若不撼動香港經濟過度依賴地產業的結構原因,將市民尋覓居所作為政府的首要任務,圍繞「辣招」與樓價升跌的爭論永遠不會停止。

另一方面,隨着年初政府暫緩商戶收租三個月的短期保護措施到期,市場開始出現業主入稟法庭追討欠租之事,更有無法負擔租金的商戶被迫結業。商戶經營者付不起租金固然有疫情未退帶來經營壓力的原因,若只是這個原因,延長禁追租期或允許分期付租即可解決問題,但租戶面對業主欠缺議價能力以至任其宰割,還有商舖長年依賴外來旅客以致失去應變能力,這些才是真正使得局面陷入兩難境地之故。偏偏政府官員對此一系統性問題卻是視若無睹,助長問題惡化到今時今日如此嚴重的地步。

即使是社會一致認同的減廢議題,也衍生出令人意外的爭議。譬如擴大膠袋徵費範圍和將收費由五角提高至一元的法案,到了立法會審議過程,個別議員高呼收費水平不妨進一步上調至二元,政府代表回應時也說可以接納相關動議,一些直選和親商界的議員卻表示反對,雙方的爭論清晰說明兩種利益之間的衝突。

中央政府已三令五申要求化解本港的深層次矛盾,「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中新社)

黃藍政治分野早已過去

我們不只一次指出,香港過去長期被「黃」與「藍」的政見分歧主導社會輿論,殊不知深層次結構矛盾才是更需要改革的對象。現時議會由建制派「清一色」主導,非建制派政團活動幾近沉寂,這種由結構矛盾造成的利益衝突便原形畢露、盡現人前。

打從《港區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法例通過以來,賢達權貴總是異口同聲盛讚它們能夠扭轉「反對派」昔日窒礙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亂局,確保香港「由治及興」、達致「良政善治」云云。加上泛民主派「初選」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一案正式展開聆訊,47名被告裏大半人擬認罪並承認控方案情,被標籤為「反中亂港」的勢力無疑已經走向終結。

不過,既得利益者一旦發現自己所站位置轉到改革的對立面,就算他們口中繼續覆述先前的那堆大道理,身體仍會很誠實地搞各種小動作妨礙相關政策措施,更遑論要他們參與其中推動真正的改革。有些人更加試圖將幾項早有共識的改善民生措施推倒重來,甚至振振有詞地辯稱是在糾正昔日民粹主義以至「黑暴」遺禍,恐怕真正用意只是轉移視線,迴避解決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當下既得利益群體妨礙改革之勢空前強大,治港者絕不能再抱鴕鳥心態對此視而不見。(中新社)

國家三令五申破解矛盾

中央政府已三令五申要求化解本港的深層次矛盾。在2019年10月反修例運動未完結前,中央就表明過支持香港「着力解決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後來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進一步點明治港愛國者應該「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同時又稱「能不能破解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屬於判斷其管治能力強弱的標準之一。最近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七一」講話,更清楚指出香港須做好「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切實排解民生憂難……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等具體工作。

可惜的是,特區政府以至建制派好像依舊置若罔聞。港府各部門與建制派團隊近月相繼組織課堂大談「七一」講話精神,學習內容卻避重就輕、鮮有觸及前引習近平的幾句重要話語。憑藉「止暴制亂」成績上台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其參選政綱裏僅僅提及香港「也累積了不少深層問題,需要加緊解決」,他和管治團隊成員就任以來亦未公開承認或否定過香港社會存在着深層次矛盾。

當下既得利益群體妨礙改革之勢空前強大,治港者絕不能再抱鴕鳥心態對此視而不見,而是必須敢於跟其正面對峙。李家超自謂管治要有「迎難而上」的精神,習近平更要求港府「破難而進」,而近日各種事件相信已經昭示這個「難」處之所在,特首若希望回應國家領導人以及香港社會、人民的期望,那就應該團結社會各方努力破難,如此方可築下香港長治久安的穩妥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