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處除三害：誰才是真正的大害

最近，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在大陸上映，既叫好又叫座，獲得大量觀眾的喜愛。這部電影借用《晉書》中周處除三害的典故，講述通緝犯陳桂林誤以為身患肺癌、生命將盡，希望像周處那樣留名，決心除掉全台灣通緝犯排行榜中排在自己前面的兩大罪犯的故事。影片劇情流暢、精彩，尤其是陳桂林除掉第一大通緝犯林祿和與他用來洗腦、騙錢、禍害社會的靈脩中心的一幕，具有諷刺現實的意義。

在片中，當作為全台灣第三大通緝犯的陳桂林除掉第一大、第二大通緝犯，然後自首赴死時，恰好包含周處除三害之義。不過，應該追問的是，作惡多端的第一大、第二大通緝犯藏匿多年，竟然最終要靠第三大通緝犯來為民除害，本身便帶有極大的想象成分，屬於電影藝術範疇。如果現實中真有惡貫滿盈的罪犯只能靠普通人來伸張正義，那隻能說明政府部門懲惡揚善、維護公正秩序的能力存在不足。

拋開電影不談，周處除三害其實是中國文化中頗為有名的典故，是「浪子回頭」的經典故事。據《晉書》的記載，青少年時期的周處，「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被當地父老視作與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並列的三害。周處有改過自新的志向，於是入山射殺猛獸和投水殺蛟，三天未返，當地民眾以為周處已死，「皆相慶賀」。當周處平安歸來，得知民眾慶賀三害皆除的事情後，幡然醒悟，決心洗心革面。從此，一個「縱情肆欲，州曲患之」的周處已經「死」去，一個「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的周處留在史書中。

據《晉書》的描述，周處先後在新平、廣漢兩郡擔任太守，既可「撫和戎狄，叛羌歸附」，又能在「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情況下「詳其枉直，一朝決遣」。後來周處又擔任御史中丞，有監督和彈劾百官的職責。周處為人正直，「凡所糾劾，不避寵戚」，甚至連身為朝廷宗室與權貴的梁王司馬肜都因違法被周處彈劾，導致一些朝臣不滿於周處的「強直」。所以當西晉爆發大規模叛亂時，不滿於周處的梁王司馬肜和朝臣趁機挾私報復，逼迫只有五千士兵的周處在孤立無援的絕境中去進攻七萬叛軍，「弦絕矢盡」、「力戰而沒」。

痛改前非的周處本來是腐敗、自相殘殺、爭權奪利的西晉官場的一股清流，但終究未能逃脱被算計、被陷害的命運。當權貴作惡不被懲處，當為民請命的正直之士被肆意陷害，真正的大害是挾私報復周處的梁王司馬肜和朝臣，是最終釀成八王之亂的西晉朝廷。

戰國後期的中國思想家韓非子曾論述過壞人與壞人當權的區別：「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台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夏桀和商紂王之所以能禍害那麼大，成為史書中臭名昭著的暴君，是因為他們有權力的「南面之威」，假若他們只是普通人，他們作惡的範圍將十分有限，容易受到懲處。這正是電影《周處除三害》與史書中周處悲劇命運所指向的權貴作惡、壞人當權的區別。解決電影《周處除三害》指向的問題，靠的是法治環境下政府能力的提升，改變史書中周處悲劇命運只能靠民主、法治「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