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北京持續恢復並擴大對台民間交流，從標誌性的海峽論壇到兩岸青年峰會，再到地方台辦、高校、青創基地等，各式交流活動不僅回到疫情前的規模，甚至比過去更加密集。然而，就在北京定位交流並持續提高交流對受眾吸引力的同時，台灣與美國也正在重新定義交流本身。

近日有關兩岸與中美「交流」的新聞事件不少，恰巧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窗口。在兩岸交流方面，北京清華大學學者周波接受外媒專訪時表示，北京仍希望和平統一，也希望兩岸維持正常交流，反而是台灣當局害怕交流，連學術交流都設法阻止。幾乎同一時間，台灣陸委會主委邱垂正引用台灣監察院調查，形容北京對台統戰已是「從娃娃抓起」，從大學生一路延伸到國中小學生。

在中美交流方面，美國政府也以高大上的國家安全為由，持續限制中國人形機器人等產品，引內地官媒反譏，美國是競爭不過就限制，還改寫魯迅名言挖苦，「美國人失掉自信心啦」？

至此，涉華交流不再是有關雙向的事，「你的交流不是我的交流」成為一種詛咒、一道羅生門，也成為了對奕的一類罵本。

縱然兩岸交流情事相當阻礙，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台灣官方從來都沒有公開主張應停止兩岸交流，如見台灣陸委會反覆強調的是健康有序交流、對等尊嚴交流，台灣教育部則稱赴陸教育交流並非禁止，而是必須建立登錄制度、行前檢核與識讀教育。再如台灣行政院提高赴陸旅遊警示時，同樣強調的是要保障台灣人安全，不是全面限制往來。就台灣官方的政策文字而言，交流依舊存在，但必須受到行政管理。這政策意涵表明，台灣官方話說得好聽，沒有要禁止兩岸交流，但必要把「風險」放在交流之前，並廣而宣之。於是乎，任何涉陸交流都潛在成為了奧德賽裡的那隻危險木馬。

過去，台灣社會理解的交流，是政治之外，民間的經濟、學術、人可以流動，具體是旅遊、學術合作、文化參訪、交換學生等，但如今，在風險倡導下，台灣社會已然隱約將兩岸交流與統戰、滲透、國安、認知作戰、安全風險等不安因子掛勾。可以說，交流當然仍然存在，但已經被人為放進了另一套框架下去理解體會。

同樣的變化，也在美國政府身上發作。美國近年從晶片出口管制、對華投資限制，到TikTok、人形機器人與各項敏感科技產品，不同政策背後固然各有不同原因，但共同之處，同樣是重新把原本屬於市場、教育、科技合作與商業交流的議題，放進國家安全的語境裡理解。

如果把台灣與美國近年的政策放在一起觀察，不難發現，台美兩造都「夠裝」，美其名沒有要全面禁止交流，但雙雙對內外都持續推高交流前的風險認知，政策用力下導致降低交流是必然結果。

然而，這樣的改變，看似是意識形態對立下的政策調整，但真正受到影響且深層的，會是社會理解交流的方式。以台灣官方回應兩岸交流為例，當台灣政府持續透過公開發言、行政程序、教育宣導與安全提醒，反覆強調交流可能伴隨的政治與安全風險時，交流便不再只是交流，而是一項需要先接受風險檢視的行為。久而久之，人們未必需要政府直接禁止，就可能因為既有的風險認知，而重新調整自己的選擇。

反觀北京努力增加的交流，則不只是場次數量與頻率，更著重在交流的吸引力。從青年交流、地方合作、實習就業、創業基地，到各項惠台措施，北京近年持續回答的問題是如何讓更多台灣人願意來、願意留下，願意建立長期連結。一如《香港01》前文「解構兩岸民間交流」專題所分析道，北京戮力交流，不論是交流全年化還是身份分殊化，本質都圍繞在如何增加交流的吸引價值上。

但回頭看台灣與美國近年的政策，則更傾向用如何降低交流可能帶來的風險來回應。如果說，冷戰結束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西方世界相信交流可以降低敵意，互動可以促進改變，「和平演變」正是建立在這樣的想像之上。那麼今天，這套想像已然完成退場，交流開始被安全化，合作被風險化，連結也不再是締結關係的臍帶，而是危險的特洛伊木馬，需要先檢查是否構成安全問題，於是真正改變的，不是政策本身，而是被這類政策引導後，一個社會去理解中國的方式。

總的來說，觀諸兩岸與中美近年政策底下的交流，北京努力改變的是提升交流的吸引力，台灣與美國則努力想要改變的則是社會公眾對於交流的風險認知。當一方持續增加交流誘因，另一方持續累積風險敘事，最後真正改變的，不只是交流本身，而是整個社會對「與中國建立連結」的預設。試想，當一個社會長期接受同一套風險敘事，交流之前，人們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能否合作，而是是否安全，想到交流時也不再只有交流本身，而是交流背後可能代表的政治意義，風險最終就不再需要政府的提醒，而逐漸累積成為社會的預設，也達成了官方意識形態假借政策推送，中介了一道社會「自發」認知，去得出不安、風險堪慮的狀態，終於得出「恐中」心得再來用以進行私己的政治動員，這才是兩岸交流現階段最大的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