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2日，中國官方在北京召開了一場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均參加的高規格會議，但這場會議並不是中共高層會議，甚至和中國的國家日常治理關係也不大。這是一場名為「紀念孫中山誕辰160周年」的大會，約3,000人參加，坐滿人民大會堂一層大禮堂，是最高規格的國家級紀念大會配置。

是什麼樣一個人值得中國在他誕生160周年後還要高調紀念？

孫中山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山鼻祖，更不是中共黨員。他是中國國民黨的創始人，是清王朝滅亡之後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是1949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的中華民國名副其實的國父。若要論紀念孫中山，沒有誰比1949年遁逃台灣的政要及其權力繼承者們更有需要。但是環顧整個台灣輿論，在11月12日這一天靜悄悄。台當局未舉行任何紀念孫中山的官方儀式。

早在2000年台灣當局就取消了11月12日「國父誕辰紀念日」放假，2007年前後修改的教科書不再尊稱孫中山為「國父」，2014年與2017年，台灣台南市先後拉倒並拆除了湯德章紀念公園內的孫中山銅像及基座。

而在中國大陸，孫中山的巨幅油畫畫像每年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和「十一」國慶節期間，豎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與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遙相呼應。在11月12日的紀念大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稱孫中山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

在中共執政的中國大陸，中國官方以如此高的規格紀念孫中山，這種跨越百年歷史、跨越黨派分歧的做法，絕對是不同尋常的。

當然，也有聲音認為，在現代世界政治史上，後繼執政黨跨越意識形態或黨派界限，將歷史上的重要領袖升格為「超黨派國家圖騰」以凝聚認同，並非孤例。

比如，1959年古巴革命後，古巴共產黨將19世紀末犧牲的獨立運動領袖何塞·馬蒂（Jose Marti）尊為革命的「思想導師」。委內瑞拉也曾將19世紀獨立領袖西蒙·玻利瓦爾（Simon Bolivar）重塑為「玻利瓦爾革命」的精神源頭。

在土耳其，具有溫和伊斯蘭主義背景的正義與發展黨（AKP）上台後，並未淡化世俗主義共和國締造者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urk）的地位，而是持續主持每年11月10日的官方紀念儀式。在印度，印度人民黨（BJP）執政後主導了2019年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誕辰150周年紀念。

之所以說，中共高調紀念孫中山具有無可比擬性，在於相比上述國際先例，中共紀念孫中山的模式具有顯著的結構特殊性：它不僅是跨黨派紀念，更是跨越國號與政權更迭的制度化紀念——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每隔十年的固定國家禮儀，紀念前任政權締造者。

古巴的獨立運動領袖何塞·馬蒂發動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古巴獨立戰爭，但生前未能親眼見證新國家的誕生，古巴對於何塞的紀念沒有現實政治壁壘。玻利瓦爾本身就是帶領委內瑞拉擺脫了西班牙長達三百年的殖民統治的當事人，作為後續政權的繼承者，委內瑞拉紀念玻利瓦爾是直系政治傳承。

凱末爾是土耳其共和人民黨（CHP）的創始人與首任領袖。土耳其現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簡稱正發黨）與凱末爾在組織上沒有歷史淵源，在政治光譜與意識形態上更是處於競爭與張力之中，正發黨能夠高調紀念凱末爾算是跨黨派的行動。在印度，聖雄甘地是印度國大黨（INC）的歷史領袖，印度人民黨掌握政權紀念聖雄甘地，是化解意識形態對立、整合國家認同的偶發跨黨派策略之舉。

而中共不是偶然而為，也不是臨時興起，而是從中共建政時的領導人毛澤東開始，就持續對於自己已經取代的政權的締造者進行高調紀念。這種做法當然不能看作是一般意義上的後續執政者按照自身需求去重新詮釋歷史人物的遺產。

中共對真正於民族有貢獻的人沒有因一黨之私、一派之見就視而不見。這是實事求是、以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格局來面對未來。民主和威權等西方政治學的說辭，根本不足以形容和理解中共的行為。無論是身處中國內地，還是港澳台抑或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華人很難否認中共這份深厚的歷史縱深感、包容的政治胸襟以及對中華民族整體歷史脈絡的自覺承接。

習近平在講話中對於百年之前孫中山提的建國方略做出回應，這份跨越百年的擔當，穿越時空的縱向歷史責任鞭策，是很好的認識中國的切入口。中國人的訴求，中國的奮鬥目標，百年來沒有變過。和西方假想的中國崛起之後取代美國稱霸世界不同，從「振興中華」到「民族復興」都是專注於中國人自身發展的。

即便是談到這個世界，從孫中山說，中國如果強盛起來，「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到現如今習近平談，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中國貢獻，都一脈傳承。百年來，中國關注人類前途命運的視野，不是勢力範圍，是達則兼濟天下，是負責，是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