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講一黨專政和毛澤東私心自用　台灣歷史課本中的中共建政

近年台灣部分政治人物為求選舉勝選，不惜製造「逢中必反」氣氛，跟隨美國一同渲染「中國威脅論」，使社會上普遍存在「恐共」、「反中」的不理性情緒，並打擊一切與中國大陸相關的民眾或組織團體、壓制言論自由，形塑「綠色恐怖」。
由於過去以來台灣義務教育階段教科書對中共建黨及長征史實的敍述輕描淡寫或存在錯誤，使台灣民眾無法正確認識到中共成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大意義。翻看台灣初中社會課本的歷史科段落，更能發現其對中共建政後的敘述充斥偏見與扭曲。

課本敍事謬誤：土改只為鞏固一黨專政

1949年中共建政，「中華民國政府」撤守台灣，基於當時「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的「基本國策」，嚴厲批判中國大陸官方的一切作為，並將這樣的官定意識型態形諸歷史教科書。即使台灣早已宣布解嚴近34載、並經歷三次政黨輪替，但依照《108課綱》編寫、於2019年秋季正式上路的新版教科書，仍將中共建政後的重點聚焦「共黨專政」、「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上。針對中共建政初期，翰林版在「共黨專政」是這樣描述的：

建國初期，中共為鞏固政權，對內嚴厲推行各項措施：1.沒收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給貧農。後來更將全國土地歸公，實行集體耕作。2.逐漸將民間企業收歸國有。3.控制知識份子的言論思想，清除反對勢力。

該版本完全沒解釋中共對土地改革勢在必行的原因。除了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論，認為要「解放生產力」，就必須改變「地主—農民」的生產關係，將7億畝土地使用權分給無地、少地的3億農民，激發農民的生產意願之外，1949年城市中失業人數約400萬、農村災民更高達4,000萬之多，與歷史最高年份相比，糧食產量鋭減近四分之一；上海在法幣改兑金圓券之初，物價指數上漲500萬倍，米價最高時每石3億元，離譜的通貨膨脹使百姓叫苦連天。

課本簡單地將土改詮釋為中共「鞏固政權」的手段，不但無助於學生理解1949年中國政權鼎革的時代背景，純以「美援停止、物資缺乏、民生困難」，「國府官員貪污腐敗」等理由塘塞過去，掩蓋了當時中國必須進行由上至下、徹底政經改革的深層原因，更扭曲了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的正當性。

大躍進成因：毛澤東希望「超英趕美」

台灣初中歷史課本對大陸的刻板印象塑造，第二點集中在「大躍進」上。特別的是，無論是翰林、康軒或南一版，課文中不約而同地都將「大躍進」的發動歸於毛澤東一人。翰林版稱：「1958年開始，毛澤東進一步推行『大躍進』運動，希望快速增加農、工業的產量，趕上英、美先進國家」；康軒版寫道：「西元1958年，毛澤東推行『大躍進』運動 ，欲加速發展農業和工業，以達成『超英趕美』的目標。」而南一版則説：「1958年，毛澤東為實現生產力『超英趕美』的目標，要求全國大幅提升鋼鐵及糧食產量，動員全民大鍊鋼以及組織人民公社，被稱為『大躍進』。」

實際上，「大躍進」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所確立，並經過同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廬山會議等黨內高層幹部形成的集體合議，並非毛澤東一人就能發想構思及拍板定案所有決策和具體作法。

在最新面向全社會公開發行的中共黨史學習讀本《中國共產黨簡史》裏也説道，由於中共對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不足，背離「實事求是」原則，只憑主觀願望和意志辦事，違背經濟建設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並在政治上「反右傾」鬥爭開始後中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加上氣候環境、外交等因素，最終使中共遭遇建政以來前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困難。難道，上述這些只是毛澤東一人想做就能做成的嗎？顯然台灣課本的寫法明顯過於簡化且偏頗。

發動文革：只因毛澤東要奪權

台灣課本對中共建政後刻劃的第三個印象，就是文化大革命，並將原因歸咎為毛澤東為奪權所發動的政治鬥爭。南一版稱：「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擔心權力受到威脅，因此於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康軒版則説：「毛澤東因大躍進運動失敗後，被迫下台。西元1966年，他決心奪回最高權力，發動『文化大革命』」；翰林版的説法也類似，稱：「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為鞏固權力，在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

中外學界研究文革的成因有非常多種説法，一種普遍的説法認為，文革是針對當時中國黨政機關的官僚主義而來。1963年，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的一次會議上，列舉了包括「狂妄自大，驕傲自滿；遇事推諉，怕負責任；結黨營私，互相包庇」等官僚主義的20種表現，而此前1951年的「三反」、「五反」，1953年「新三反」，1954年整黨整風，1957年反右運動，1964年「四清運動」，中共已發動過多次反官僚的運動，但仍然效果不彰。

欲以革命消滅官僚主義的理想

中國學者楊繼繩指出，毛澤東對中共的官僚制度不滿意，並發現這套制度建立起來後，與其初衷背道而馳，所以希望造反派衝擊黨政機關的官僚主義，將官僚們「燒一下，但不要燒焦了」，於是發動了打破官僚體制形式、試圖消滅官僚主義的政治實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最後以失敗告終。

已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文革史專家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漢名馬若德）曾向香港媒體表示，毛澤東深知官僚主義深植於中國人的血脈之中，如果未來官僚主義太過強大，必然會主導一切通過以非革命的方式去運作，如中國繼續依照蘇聯五年計劃模式運作下去，革命的勢頭都將逐漸消亡，毛認為蘇聯走上修正主義道路（蘇修）的原因之一就是如此。於是，毛澤東選擇發動文革，他要繼續堅持主導中國革命的方向，並使中國取代「蘇修」成為紅色革命的中心。

從學界的研究可得知，文革是毛澤東在生前「最後的革命」，也是一項反官僚主義的實驗。《中國共產黨簡史》也稱毛「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但最終釀成了內亂，全中國陷入迄今時間最長、範圍最廣、損失最大的嚴重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由此看來，豈能見樹不見林地將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單單認定為個人想要奪權掌政？忽略了時代背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變化等因素看待文革，台灣歷史課本落入了坐井觀天的偏狹境地。

綜觀台灣初中歷史教科書對中共建政後歷史敍事，可以發現其將歷史給狹隘化、片面化取向，再用明示暗示的方式表達土改、大躍進、文革等政經運動都是中共或毛澤東的私心自用，蓄意製造社會主義中國存在的突兀感，從史觀上形塑兩岸民眾的認知落差。這種依舊停留在冷戰時期的「反共、仇中」思維，恐怕才是不敢客觀面對史實的教育大內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