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報告前瞻︱接棒鄧時代「共同富裕」 習時代三大挑戰需謹慎

撰文: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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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習近平的多次重要講話中,「共同富裕」這個詞幾乎是無處不在。特別是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共同富裕」這個詞寫入了中共的歷史性決議——《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一共出現了8次。而後,也寫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如果從另一個維度看,習近平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講話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社會主義」與「現代化」正是中共第二個百年的關鍵詞,因此判斷在第二個百年,「共同富裕」,必將成為中共和中國政府的工作中心,就好像在改革開放年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在毛時代以階級鬥爭為中心一樣。

「共同富裕」是中國的「新戰略」方向。(資料圖片)

中共政治局8月30日召開會議強調,「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如此推斷,「紮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必將寫入開啟「第二個百年」 的中共二十大報告。修改黨章亦是此次中共二十大一項議程,相信「紮實推進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作為中共執政初心,作為「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也大概率會入黨章。

中國人為何執迷於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從字面意義上講,是指所有人都過上幸福、寬裕、美好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共同富裕,從古至今,一直是中國人的追求。在中國傳統治國理政的視野中,利民富民始終就是一個關鍵要素。

從社會發展的規律來看,共同富裕是社會進步的物質基礎。《周易》講「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承載萬物、培育生命是自然的大德。管子說「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積累財富、公平分配是社會治理的大道。「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以富裕為目標進行奮鬥是社會應當倡導的行為。

從社會治理層面來看,共同富裕是統治穩固的根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不僅應該保障人民追求富裕的權利,更要為實現民眾,尤其是底層人民的富足安樂提供條件。荀子說「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人民長期在動盪、赤貧與不公平中生活,是無法為社會發展提供長久動力的。

從社會的建設圖景來看,共同富裕是美好生活的題中應有之義。「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作為傳統小康社會之後更高級的發展階段,大同社會是中國古代先賢最為理想的社會圖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可見,在中華民族文明史中,共同富裕始終是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訴求,是社會治理的關鍵要素。「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是傳統文化的精華之一,是封建明君約束自身的原則,但由於生產力水平的限制、生產關係的制約和無法克服的階級矛盾,「民本」在更多的時候是發揮維護統治的工具性作用,而非作為治理目標的價值性作用存在。因此,人民的主體地位始終無法在舊中國確立,共同富裕的理想也一直無法實現。

在中共建政後,把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使命。從温飽不足到小康社會,再到如今的「新時代」,共同富裕隨着經濟社會發展逐步完善。總體來看,改革開放至中共十二大(1979-1986),明確共同富裕為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界定共同富裕不等於同步富裕;中共十三大至中共十五大(1987-2001),持續完善分配製度,拓展共同富裕的內涵;中共十六大至十七大(2002-2012),將再分配納入共同富裕框架,豐富和明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中共十八大至今,共同富裕邁出實質性步伐,時間表和措施更加清晰和明確。

中共實現共同富裕的價值追求不變,但實現途徑隨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梁鵬威攝)

習近平說,「讓人民群眾過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可見,中共對共同富裕的探索是經歷了漫長髮展過程的。

由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是首次對「共同富裕」進行了全面的詮釋。但可以對「共同富裕」表述仍以繼承為主,在繼承的基礎上有關表述有一定創新,既沒有「橫空出世」的新政策,也不意味着有關政策導向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共同富裕」有關舉措也主要體現了政策延續性。

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延續了「提低、擴中、調高、打非」的收入分配改革整體思路,推動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按照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步伐推進,分階段實現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增強區域發展的平衡性,鞏固拓展脱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如果結合《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看,則可見:中共認為,脱貧攻堅、提高居民收入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實現更充分的就業,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要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公民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務,並且,加快支持實現共同富裕的文化建設。但截至目前,實現共同富裕,尚未在國家層面明確相關定量標準。

「共同富裕」的三大挑戰

隨着中國正進入以共同富裕為中心的時代,理清共同富裕的概念,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避開潛在的風險,讓共同富裕可持續,就非常有現實意義。畢竟,共同富裕的實現必然任重而道遠,充滿各種風險,稍有不慎,也可能適得其反。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如何持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成為擺在中共案頭的頭等大事。(AP)

第一,什麼是共同富裕?中國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解釋稱:「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雙富裕,不是僅僅物質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虛;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同等富裕。」

這番解釋應該說是非常穩妥和準確。但也不得不說,也還是存在「共同富裕是一刀切的『均平富『」的擔憂的。雖然早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已指出,共同富裕決不等於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公報也指出,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

既然是共同富裕,那自然是全體人民的富裕,讓所有人都能公平地分享社會發展的紅利。但因為每個人的智力、能力和辛勤程度不同,任何社會的財富分配都不可能也不應該是平均主義或大鍋飯,任何企圖以平均主義或大鍋飯來分配財富的努力,只會以失敗告終,帶來更糟糕的結果。中國曾在這一點上有慘痛教訓和深刻體會,自當時刻保持警惕,因此今天所說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同等富裕,而是在尊重差異和自由的同時盡最大可能確保公平分配財富,構建一個更加優化更加公平的橄欖型社會結構。

對此,中共必須讓社會有清晰的認知,特別是企業界。企業,是經濟活躍的根本所在。去年年初提出「三次分配共同富裕」概念。當提出口號後,阿里、騰訊這樣的頭部企業紛紛自發搞起了「共同富裕」基金,再結合對這些企業的整肅,企業主們都看着,心裏就琢磨:是不是要打富濟貧,是不是要搞平均主義。

其實三次分配是三種原則的統一,效率原則、公平原則、道德原則。實際上既是強調高效率的創造蛋糕,也強調更好的分配蛋糕,這是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而導致的結果是所有社會階層收入都會適度增加,叫「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大家財富都一樣,永遠有差別的,而是強調所有社會階層的收入都能使國家的發展相應增長,就叫「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理論、共同富裕沒有打富濟貧的意思,更沒有搞平均主義的意思。但顯然,在「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背景下,很多誤解,導致企業家們很緊張。諸如這樣的問題就必須要講清楚,尤其是讓企業界知道不會劫富濟貧,更不會搞平均主義,否則大家對未來預期不好,當然就不可能投資,不可能增加消費。這對社會發展是不利的。

去年年初提出「三次分配共同富裕」概念引起不少爭議。(資料圖片)

第二,怎麼實現共同富裕?按照中央財經委員會的說法是「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這都是政策宣示層面,寫清楚了大方向,但具體執行階段怎麼行之有效地落實,則是一個艱鉅挑戰。

畢竟政策的宣示和執行經常是兩回事。就像中央財經委員會說的「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這是很有現實意義的表述,但若想落地,實在太難。例如最近中國教育「雙減」政策,初衷和理念很好,但引起了大量家長的不滿,原因是在階層固化、地區發展和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衡、教育投入佔GDP比重偏低、社會評價機制單一的現實下,只對供應端下刀的「雙減」政策會迫使需求和供應都轉入地下黑市,讓教育培訓從大規模連鎖時代退回到家教時代,增大中產階級向上躍升的難度。

此外,執行過程中應該有清楚的認識:分配改革是共同富裕的重點,但不能簡單認為分配改革就是共同富裕的全部內容。而且,切忌同富裕只講公平,不講效率。尤其是市場普遍關心的初次分配領域,共同富裕依然強調按照要素貢獻分配的原則,注重效率和發揮市場作用。中共「十四五」也規劃指出「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公報也指出「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必須搞清楚,「共同富裕」依然注重效率,要讓市場發揮作用。

鄧小平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Getty Images)

由此可見,中國在推行共同富裕過程中,怎樣確保具有道德制高點的良好目標和理念,在執行過程中同樣取得良好效果,極具挑戰。

第三,怎樣避開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的潛在風險?除了平均主義或大鍋飯之外,還有兩個風險:民粹主義的仇富情緒和用力過猛、一刀切的整治措施。今天中國在推進共同富裕過程中當然應該節制資本,規範資本的運作,調節富人的過高收入,但這絕不等同於殺富濟貧或民粹主義的仇富情緒。

就像馬雲和阿里巴巴,有問題當然應該依法處理,該怎樣就怎樣,但同時要警惕一些民粹主義的仇富聲音將馬雲和阿里巴巴扣上萬惡資本的標籤。中國政府的整治措施同樣如此,確實應該下大力氣去整治各種亂象,但同時要注意智慧和方法,要考慮社會的承受能力,不要用力過猛或一刀切,更要儘量減少造成不必要的社會和市場恐慌。這個分寸怎麼拿捏,怎樣達到良好的預期效果,確實非常考驗中國政府的能力。

無論如何,中國進入以共同富裕為中心的時代是讓人樂見其成的重大轉變。人類社會產生以來,迄今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理想長期以來都是停留於理想層面,一旦中國在經過艱苦努力後能夠實現健康可持續的共同富裕,那對於中國、世界來說,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

毋庸贅言,這必然是極具難度的挑戰,為此中國社會應該探索建立一個能夠集思廣益的包容和開放的公共討論環境。中國能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理想,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既然這是令人嚮往的宏大目標,事關絕大多數人的切身利益,那麼大家不妨積極參與其中,去尋求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期待中共二十大後將「紮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紮實落在執行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