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再出發｜三中全會料加速全面開放 凝聚共識迫在眉睫
雖然何時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還未定，但連日來不管是領導人講話還是政策面，都在不斷釋放進一步全面開放的信號。在政策面，11月24日，外交部宣佈試行擴大單方面免簽國家範圍，對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馬來西亞6個國家持普通護照人員試行單方面免簽政策。11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局、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訊息化部、財政部、全國工商聯等八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強化金融支持舉措 助力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通知》，提出支持民營經濟的25條具體舉措，這也是繼「31條」之後提振民營經濟的又一舉措。
在領導人方面，習近平據悉本周在上海停留三天，到訪上海期貨交易所以及幾家科技公司，外界預測他將鼓勵當地官員加大市場開放力度，以促進跨境貿易和資本流動，分析認為，習近平此次考察上海，將着重強調改革開放對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性，重申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道路不動搖，以提振公眾對改革開放和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同一時間，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出席首屆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開幕式暨全球供應鏈創新發展論壇，在主旨演講中，李強表示要共同構築開放包容的產業鏈供應鏈，呈明瞭中國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決心。
人們之所以對即將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寄予厚望，一方面是客觀形勢到了必須要加大改革和開放力度的緊要關頭，另一方面以往的三中全會也確實承擔着歷史轉折關頭扭轉局面、凝聚共識的任務。比如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衝破了長期的「左」的錯誤和嚴重束縛，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而且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將全黨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奠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總基調。2013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同樣是「劃時代的」，官媒亦將其重要性等同於歷史轉折關頭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更多內容參考《改革再出發｜為什麼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這兩次全會之所以是「劃時代的」，既與全會提出的一攬子改革舉措相關，更重要的是理念上的突破，以及據此凝聚起來的社會共識，避免因無謂的爭論不斷內耗、蹉跎歲月。時下的中國，面對內外變局，尤其是經過三年疫情的消磨，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基本共識也在發生動搖，所以亟需要再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掌舵者能否以極大魄力，給處於迷茫和搖擺中的中國投下定海神針，決定着中國式現代化的實際成效。
改革從來不易。回看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以及1992年的南方談話，確實在歷史關頭給中國立下了定海神針。解開思想的枷鎖，破除姓資姓社的迷思，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可謂步履維艱。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展開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雖然很快在社會層面形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共識，但這一本就脆弱的共識很快在八十年代各種嘗試的失敗後開始鬆動，思想層面再次陷入極大混亂。
當時，很多批評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文章冒出來，批評改革的「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取向」，批評「市場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內容」，批評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形式，批評「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違背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原則。概而言之，面對任何層面的改革，都要先問一問姓資姓社。這樣的批評和問一問姓資姓社，不單單是來自於學界和少部分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才不得已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啟動了他的秘密南巡之路，沿途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很多針砭時弊、富有衝擊性的談話。
比如在改革問題上出現的搖擺，鄧小平明確表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當然，隨着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
再如對於姓資姓社問題的爭論，鄧小平明確衡量標準應該是「三個有利於」——「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
還有對於「左」和黨內保守勢力，鄧小平提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正。」
此外，鄧小平還因應於當時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進一步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強調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注重對於接班人的培養，同時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較於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後來者可能很難理解鄧小平南方談話為何如一陣春雷，很快在中國掀起一股巨浪，但對當時迷茫徘徊的中國而言，猶如投下了定海神針，不僅使得整個國家有了方向感、目標感，而且個體思想層面的桎梏也隨之慢慢打開。
已故作家陳忠實曾講述過南方談話對於自己的震動與改變——1992年，陳忠實在廣播中突然聽到有關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消息，幾乎就在那一刻斷然決定把自己寫了四年的手稿《白鹿原》拿出來發表。「我至今還記得其中的兩句，『思想要再解放一點』，『膽子要再大一點』。我的心有一種被撞擊的感覺，竟然有按捺不住想要歡呼的慾望，我對這兩句語錄的敏感以及它的不可估量的偉大意義，幾乎是切身的直接的感應。」
鄧小平南巡之後，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正是因為沿着南方談話確定的基本路線和道路，中國在過去30多年時間裏實現了綜合國力的提升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成長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然不得不承認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也滋生了很多問題，積累了很多矛盾，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推動共同富裕、把權力關進籠子、反腐敗、生態文明建設等舉措，也正是在解決這些遺留問題和矛盾。
鄧小平當年可以憑藉一場南方談話解放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今天在疫情衝擊和經濟下行的雙重壓力下，又恰逢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如何進一步解放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任重道遠。再加上今天的中國不同於鄧時代，可以韜光養晦，可以悶聲發大財，可以有一定試錯空間，今天中國面臨的內外挑戰決定了需要更加精準施策，需要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更加現代化，才能重新凝聚社會共識，將中國推向另一個台階。二十屆三中全會能否成為歷史轉折關頭的一次全會，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