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香港中聯辦首設發言人制度 能否突破刻板印象是關鍵

撰文:朱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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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同時針對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問題、高等法院有關《禁止蒙面規例》案件的裁決作出回應。在談到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問題,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表示「內務委員會是香港特區立法會最重要的委員會」,「由於主持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的議員和部分反對派議員濫用權力,借程序問題惡意拖延,致使內務委員會在近6個月的時間內仍無法選出主席,已經嚴重影響了立法會的正常運作,導致大量涉及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立法活動無法進行」。香港中聯辦發言人稱,「強烈譴責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在主持本年度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時濫用權力,拖延程序,蓄意造成內務委員會停擺」。

港澳辦、中聯辦13日先後透過發言人,批評主持選主席程序的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及其他民主派議員,行為屬「政治攬炒」,甚至「令人質疑有違有關宣誓誓言,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李澤彤攝)

在談到香港高等法院有關《禁止蒙面規例》案件的裁決時,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認為,這個裁決「糾正了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的原有判決」,「這有利於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和香港特區法律有效施政,特別是依法應對處置緊急及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有效止暴制亂、維護社會秩序」。香港中聯辦發言人強調「此項裁決符合憲法和基本法」,希望西方媒體「不要戴有色眼鏡、搞『雙重標準』,更不能為香港違法暴力、為香港少數『只破壞不建設』的反對派議員張目撐腰」。

禁蒙面法|上訴庭裁港府大部份得直 港澳辦:有利特首有效施。(資料圖片)

在這次密集回應中,代表香港中聯辦發聲的是發言人,值得留意。過往,當香港中聯辦發表或回應媒體提問時,往往直接由香港中聯辦主任或副主任面對媒體放話。例如,去年修例風波期間,代表香港中聯辦發表談話的皆是中聯辦主任。而這次香港中聯辦與港澳辦發言人同時發聲,不再由中聯辦主任負責,而是發言人。據悉,這是香港中聯辦成立以來,新聞發言人的首次亮相。

香港中聯辦前身是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成立於1947年5月,主要擔負國家通訊社駐港分支機構的新聞職能。在香港回歸前,新華社一直是中國政府駐香港最高代表機構的身份,與港英政府進行聯繫及交流,履行北京賦予的各項職責。在香港回歸後,中國國務院於1999年決定將新華社正式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而中聯辦的主要職能是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及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合作,同時反映港人意見等。

中聯辦的主要職能是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及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合作,同時反映港人意見等。(資料圖片)

在更名為香港中聯辦之前,新華社香港分社曾設有新聞發言人職位,在中英談判和香港回歸初期,發出代表中方的聲音。隨着新華社香港分社更名為香港中聯辦,便取消了新聞發言人職位,當有需要向香港社會傳遞訊息,往往直接由中聯辦主任或副主任發聲。但因為中聯辦主任或副主任身份特殊,引人注目,在「兩制」下的香港不宜頻繁發聲,故這一改變的一個結果時,中聯辦有時不太能及時向香港社會傳遞訊息,導致許多人對中聯辦產生「不想講、不敢講、不會講」的刻板印象。

今次香港中聯辦,時隔多年,重新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不失為一個良好的嘗試和轉變。而中聯辦願意轉變的端倪,或許可追溯兩件事,分別是港澳辦記者會及修例風波後續影響。第一,香港在爆發修例風波時,不少建制派人士及媒體常引述北京消息發言,導致不少事件變質及互相猜測,謠言四起。在這種背景下,國務院港澳辦自2019年7月29日起,多次舉行新聞記者會,及時發出北京最新訊息。通過當時幾場新聞記者會可以看出,北京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助於更好地發佈信息、引導輿論,為港府及建制派人士帶來指引,不會被外界眾多消息添煩添亂。

香港修例風波中,國務院港澳辦自2019年7月29日起,多次舉行新聞記者會,及時發出北京最新訊息。圖為港澳辦發言人楊光(前)及徐露穎。(資料圖片)

第二,受修例風波影響,建制派在去年區議會選舉中大敗。而中聯辦被不少人指是建制派大敗,甚至是港人不滿港府或北京的一個原因。近年,中聯辦被指反應緩慢,往往未能實時向香港局勢作出應變,讓北京未能把握時機,讓局勢進一步惡化。許多長期關注、研究香港的人都曾提出過北京治港系統應吸取教訓,適時調整。

今年初,北京重整港澳系統,相繼讓前中共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現任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港澳辦主任。在新架構下,中聯辦隸屬港澳辦,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和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分別兼任港澳辦副主任。今次中聯辦首次設立發言人制度,明顯反映中聯辦對港事務的態度有所轉變。

往更大背景來看,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是現代政治體系的應有要求,契合公眾對於政府信息公開的訴求。2003年SARS事件後,在社會呼聲下,中國政府各級部門相繼設立新聞發言人。近幾年來中國政府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就是「第五個現代化」,其一個內在要求是更加透明、現代的新聞發佈制度。香港中聯辦首次設立新聞發言人,既因應香港現實需要,又符合國家統一思路。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由於一系列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因素,港人對中聯辦有「不想講、不敢講、不會講」的刻板印象,中聯辦在香港時常成為被批評的對象。其中,「不想講」是觀念問題,「不敢講」是制度問題,「不會講」是專業素質的問題。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只是一個開始,中聯辦在香港能否改變港人對其「不想講、不敢講、不會講」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在修例風波後融化港人心中的成見和疑慮,與香港社會進行行之有效的溝通、對話,才是更為關鍵、也更加艱難的挑戰。